第五章 汉代文学

才真像一种失败的英雄口吻，与相传的李陵所作的五言诗的婉转风趣，完全两样。

    每一种新文体发生到另外的一种新文体，其中必有过渡的作品，如楚辞之前有《沧浪歌》《接舆歌》，慢词之前有小令，传奇之前有杂剧。若谓汉初的五言就有那样的整练与繁盛，不知拿什么东西来做过渡时代的作品。只看汉前的作品，三百篇有二言至八言，内中以四言为最多。楚辞句调较为参差。《诗》《骚》用韵均极复杂，何以骤然到了汉初的五言，它的形式就有那么整齐，而且是通篇二句一韵？这种变化，未免太速。

    假使承认五言到汉武时，就很兴盛。一方面寻不出《诗》《骚》进步到五言诗之过渡作品，而且由武帝或文帝到建安的时代中间经过百余年，为什么又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真如钟嵘所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一种文体大半始盛中衰，或是始微中盛，谈到五言，若汉初就有那种作品，不知为什么骤然绝灭，中间经过百余年，忽然又盛行起来，而且和开始时又是一样。

    总之，十九首及苏、李赠答诗的作者，现在实无从考证。不过时代决不在西汉，至早也在东汉，为建安一般作者的先声，或竟为建安同时人所作，也未可知。对于这层，钟嵘也曾致疑。他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明载在十九首之内，钟氏竟疑为建安时代人所作，这也足以证明此等五言诗之产生时代，大致在建安以前不久，或竟出于建安时代。

    但在建安以前，不能说没有诗。由楚声而进为五言，中间必定有些过渡时代的作品，现在略举几首，以见一斑。

    《汉书·吕后传》戚夫人《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汉书·李夫人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书·杨恽传》《田歌》：“田彼南山，芜秽不知。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汉书·五行志》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以上所引，除童谣外，均是杂言，但皆以五言为主体。至班固作《咏史》、傅毅作《孤竹篇》、张衡作《同声歌》，到了明帝、章帝以后，五言诗乃渐次盛行，到了建安时代，更加美备了。

    建安诗人以曹植、王粲、刘桢为最佳，再把王、刘二人，加上孔融、应玚、阮瑀、陈琳、徐干，称为“建安七子”。他们的诗风，大约分二大派，曹植为宽和一派的首领，王粲为清劲一派的首领。

    七言诗之成立

    《诗经》的句子，从二言直到九言均用。七言的句子，如“交交黄鸟止于桑”“如彼筑室于道谋”，这样看来，七言起源甚早。又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也是七言。可见七言即非起源于周，至迟也起源于汉初。不过这里所讲的七言，有以下两个标准：（一）全篇句调，参差之中夹有几句七言的不算；（二）句中因为用了语助词，始凑成七言的也不算。如《太平御览》引《离骚》，常把“兮”字去掉，七字句便成了六字句。所以我们讲七言，也不须从《诗经》或《大风》《垓下》等歌讲起。

    通篇纯粹的七言诗，究竟起于何时呢？颇不易说。《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引晋灼注，谓东方朔曾作过七言诗与八言诗，但是而今失传。至于较早的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只有两句是七言，即“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司马相如曾作《郊祀歌》十九首，只有“空桑琴瑟结信成”以下十句完全是七字。以上所举的或已散失，或不是纯粹的七言诗，都不能算作七言诗正式成立之确证。

    纯粹七言诗的成立，从前人都承认在汉武帝时代，以柏梁台联句为根据。此诗既为七言之祖，又为联句之始，在文学史上又开了一种新的体例。不过此诗的真实性，早已成为问题，虽说自来相信这诗是真的的人也不少。此诗最早被文人提起的时候，是在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此书已佚，颜延年《庭诰》曾引之。）此诗全文最初见于宋敏求《长安志·柏梁台》下引辛氏《三秦记》。到了六朝宋武帝时，有华林园曲水联句。梁武帝又有《清暑殿效柏梁体》。可见此诗即属伪造，定在宋代以前。《三秦记》为晋人所作，则此诗在晋代已成立了。至于此诗的时代不可信，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也曾经怀疑过。然语焉不详。顾亭林在他的《日知录》二十一，曾如此怀疑过：柏梁台联句下注作于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按当时梁孝王早已死去，二十九年又何从而来作诗。至于这诗中所见的官名，在武帝时，或尚未产生，或早已裁去，许多是太初以后的名字，不应预先书于元封之时。“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但最近有一位日本人叫铃木虎雄，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替柏梁台联句的时代辩护，他说宋敏求所引晋人辛氏《三秦记》，无元封三年及梁孝王的名字，但称梁王。最初认此梁王比梁孝王的为章樵之《古文苑》注。最初引此诗有元封三年的年岁的为欧阳询之《艺文类聚》。他们都是作《三秦记》以后的人，自然不如《三秦记》之可靠。若说官名尽属于汉太初以后的名字，安知此诗不是作于太初以后。不过他这一说，未尝无几分理由。但《三秦记》原书不可见，又安知不是宋敏求之引书而略去年号。欧阳询是唐初人，《艺文类聚》乃成于隋代，他引元封三年必有所根据。还有几层原因，可以证此诗之时代有问题：（一）五言诗此时尚未正式成立，何以便能产生这般整齐划一的七言诗。（二）再以此诗的语句用来做驳斥的资料，当时作诗的官虽说都在“二千石”以上的俸禄，然而皇帝之尊严，毕竟不可忽视。“三辅盗贼天下危”，我不相信“左冯翊盛宣”胆敢在柏梁台初成之日而说出这样大煞风景的话来。何况元封三年三辅尚未成立呢？至于京兆尹所说的“外家公主不可治”，也未免太犯皇室的忌讳了，未必他敢在皇帝当面讲这样的话。郭舍人的“啮妃女唇甘如饴”，此等猥亵的话何以也竟敢在至尊面前轻轻道了，真不可解。从以上种种看来，这诗恐为后人伪托。即便在汉代就有这篇东西，也断不是汉武帝君臣所作的。

    但此诗的来源，现在也未尝不可以窥测一大部分。这是后人戏仿汉代字书而作成的。汉代字书分两派：一为四言，如《仓颉篇》，但已遗失。《说文序》引有“幼子承诏”。可见近来新疆出土之汉简有《仓颉篇》，遗文亦多四字句者。次为七言，如相如之《凡将篇》，《艺文类聚》中曾引过。如史游之《急就篇》，全书分为三十一章，各以类相从。这第二派的字书，每句七字，而七个字都是名词的地方又很多。再回头来看柏梁台联句，如大匠之“柱枅欂栌相枝持”，太官令之“枇杷橘栗桃李梅”。请问这种一串名词相联的句子，不是显然脱胎于字书吗？而且每人作了一句恰合本人身份的话，这也是受了字书以类相从的影响。到了后来作诗一句尽用名词的，尚有唐代之韩愈。而韩愈曾说过：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越到后来的文人，便越不讲求识字了。

    说来说去，真正配称为七言诗的，究竟起于何时呢？张衡虽然有《四愁诗》，是七言，但去了语助词的“兮”字以后，首句只得六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虽为七言，而句调参差不齐。若要举出一首纯粹的七言诗，当推张衡《思玄赋》后面所附的《思玄诗》：“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只怀忧。安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但此诗是专门拿来发表他的玄想。若论纯粹抒情的七言，却又当推魏文帝之《燕歌行》，其词如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文学批评之始

    必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有文学批评，而且批评家之多寡，每与同时作家成正比例。六朝文学家，以齐、梁为最盛，而当时就有《文心》《诗品》二书。唐朝人作了许多好诗，到宋朝又有一般人拼命做诗话。因为建安的作家，“人人自谓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不惟文采纷华，即数目亦大有可观，如《魏志·王粲传》中，所收同时文人有二十余家之多。

    前乎此的文学批评，只有零碎的意见，间或附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之内，断不能独立成篇，如扬雄在他的《法言》中，也曾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等话。但专为批评文学而作出长篇大论的，实从建安开始，如曹丕之《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尤脍炙人口，以后还有“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现在原文或在或不存，不及一一细论。且举建安中曹、杨为代表，看当时文学批评的标准及趋势。

    （一）文人之地位 关于文学能否独立，文人是否尊贵的问题，当时显然有二派不同的意见：

    甲、耻为文人 这是传统的思想，不料长于文学的曹植反不自安于文士的本分。他斥“辞赋为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他很想“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决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他又赞成扬雄以辞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其实他的话很像在打官腔，既不认识文学之本来价值，又中了烂名士说大话的毛病，反不若他的大哥说了几句中肯的话。

    乙、文士不朽 曹丕颇能认识文学的独立价值，他承认“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把文学的永久性真发挥得尽致。

    此外，还有杨修比较是个调和派。他想援古以自重，他以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他又痛驳曹植之述他那位“老不晓事”的“鄙宗之过言”。他是赞成曹丕说的话的。

    （二）文家之得失 这层最难得到一个公平的标准，以为评判的根据。至于“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也是实情。所以在曹氏兄弟眼中，建安七子都有可取之点，亦皆有可议之处。究竟还是免不掉“自古而然”之“文人相轻”之习。此如曹丕评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而今看来，适得其反。孔文举生前的文章，最爱同曹操辩驳，理由充足得很。曹丕评他“不能持论”，不能不谓之为偏见。

    （三）天才之重视 在建安以前，论文者多本后天之说，多谓文学因时代与个人环境所造成，最著的，如司马迁之《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等语。到了太康时，谢灵运《拟邺中八咏诗》，每诗之前，有一小叙，完全是发挥文学是由环境造成之说。后来《诗品》采用这种论调。钟嵘论到相传之李陵诗时，他以为李陵若不遭失败，其诗必不至如此之好。但在建安时论文的，以先天说最占势力，如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这里头说的气，即是指才性。他常常应用他的这个“气”字来评判当时文人，如说孔融“体气高妙”，论徐干“时有齐气”，称刘桢“时有逸气”，刘桢又评孔融说他“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直到刘勰也曾引用这个“气”字以评建安时人。《文心雕龙·体性篇》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他们都是偏于注意天才一方面的文艺批评家。

    两汉之散文

    汉代的正宗文学从前人都承认是赋体，然而散文却占有相当的地位。汉代散文家，或工于章奏，或长于议论，或专精于史传。总之，叙事文在汉代所发生的影响实在较哲理文所发生的为更大，而文格又每随时代而变迁。所以讲到汉代的散文，当以昭、宣时代为枢纽。可分为前后二期：

    就内容方面来说，前期散文作家，如贾谊、贾山、晁错、司马迁等人，思想多半杂糅诸子百家，而表现的方式大都用单笔，可举《史记》为代表。后期作者，如谷永、匡衡、刘向、班固等人的思想纯粹属于儒家。而发表的方式，大都用复笔，可举《汉书》为代表。后人谈到文体，每以散文、骈文并称，以为两句对比为骈文，单笔直下为散文。然而分别得不完全。于是清代李兆洛，选了一部《骈体文钞》，收罗了许多汉代的散文，可见骈体不一定要对偶。不若以单笔、复笔区分文体。如《史记》中十分之九都用的是单笔句调，参差不齐，可以随意变化。《汉书》复笔最多，句调整齐，少有伸缩的余地。自从东汉以后，复笔盛行，一时《汉书》公然有代《史记》而兴之趋势。直到唐代中叶以后，文风又恢复到单笔的时代。本来《史记》和《汉书》是两部史书，不过古代中国文史不大分得清楚，尽管是一部记载人类活动的事迹的历史，总得有史家卖他的气力大做其文章，而且从前人学作散文的，也以此二书为规范，而后世文人对于《史》《汉》二书之推尊不同，亦即单笔与复笔交相交替之朕兆。

    若以作史的体例来做论断的根据，则《史记》实不如《汉书》。若用文学的眼光来评断，则《汉书》远不如《史记》。与其说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还不如承认他是一个文学家，是汉代的唯一的散文作家，更为恰当。

    司马迁对于他当时流行而且被人推尊的赋流传于今的只有两篇，短的而且做得不见高明，但他的叙事文，实在是古来第一能手，不仅是汉代的第一作手。其实，《史记》上的文章多半采录前人已成之文，他自己动笔作的并不多。他的最大本领，就是将杂七杂八的材料，一经剪裁之后，便成绝妙的文学，正所谓“化腐朽为神奇”，这不能不佩服他的艺术手腕之高妙。举例来说吧，《史记》之《刺客列传》，写虎虎有生气的荆轲，十之八九是取材于《战国策》，十之二三是他的穿插。如《国策》上叙述得很略的高渐离在《史记》上便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又添了一个鲁勾践，便觉有无穷意味。再举项羽来说吧，这位英雄在司马迁笔下是如何的豪迈不可一世，而转到班固的书中简直变成了一个呆子。在《史记》上本来是一些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只要一上了《汉书》，便成奄奄待毙之病夫。又如《汉书》中之《王莽传》，却是不可多得的文章。就是因为这篇很带有《史记·封禅书》的神味呵。以叙事文来论，用单笔方能尽曲折回旋之能事。司马迁叙事不怕头绪纷繁，惟其头绪多，更能显出他的本领。有时遇着头绪不一定有安插，竟至突如其来。后人学《史记》遇见此等处，便弄到手脚慌乱，招架不住了。曾国藩曾说过，古文不能说理。但司马迁用他的一支笔，什么话都不拘。无论叙事析理，不管粗语细语，都在他的炉灶中陶冶成一片。后来清代桐城派的文人，口口声声讲学《史记》，其实他们顶高不过学得欧阳修而已。真能学《史记》的，恐怕正是《水浒传》的作者。金圣叹的批评是不错的。

    但是《史记》在当时的命运，则远不及《汉书》。一般文人大半是用复笔发表意见。他们是受了汉武帝爱好楚辞，并提倡赋的影响，一直到六朝。《汉书》几成家弦户诵。且有人专门研究《汉书》，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名曰“汉学”。正如唐朝人之研究《文选》成为“选学”一样，隋代刘臻专精于《汉书》，被人称为“汉圣”。可见当时人崇拜《汉书》狂热之一斑。到了中唐元和的时候，出了一位韩愈，才改革了六朝人专用复笔的文风，推崇单笔。于是《史记》又代替了《汉书》优越的地位，以后直到清代为止。作散文的多以《史记》为主体，而《汉书》不过居于附属的地位而已。根据以下两表，即可见由汉至唐，一般文人对于《史》《汉》的态度。

    可见《史》《汉》的兴替与升降，即后来复笔单笔的兴替和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