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家总论

    《史记》及前、后《汉书》今并存在，研究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者，可资探讨。《汉书》太初以前之纪传，多与《史记》相同，然同叙一事用字之繁简各异。例如《汉书·陈胜列传》删削《史记·陈涉世家》之处甚多，而“言皆精练，事甚赅密”。宜究其删削之故，以悟叙事之法。《史记》一书，班固谓其“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亦可以此法参究之。就字句论，《汉书》省，而《史记》繁。衡以刘知几所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则二书之优劣判矣。由此可悟，凡作纪传之文，但就行状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简之而已。又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亦犹参较《左传》事实，而后《春秋》之笔削可见；参较裴松之《三国志注》，而后陈寿之笔削可见也。推此可知，记事之文，第一，应看其繁简得法；第二，应看其文简事赅；第三，应看其用字传事之妥帖。后世史书所以不及前四史者，即由其“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而《新唐书》及《新五代史》所以差胜旧作者，即以其知尚简之义而已。

    三家之文，风格不同，而皆有独到处。《史记》以空灵胜，《汉书》以详实胜，《后汉书》以精雅胜。子长行文之妙，在于文意蕴藉，传神言外，如《封禅》、《平准》两书，据事铺叙，不著贬词，而用数字提空，抑扬自见，此最宜注意处。明归熙甫以降，论文多推崇《史记》者，盖以此也。《汉书》用笔茂密，故提空处少，而平实处多。至于《后汉书》记事，无一段不雅，此可以蔚宗以前各家之书推较而知也。

    司马迁之文，以《史记》为其菁华，此外流传殆鲜。班固之文，于《汉书》外，篇章甚多。范晔之文，于《后汉书》外，惟本传尚存数篇，而《后汉书》之传论序赞实其得意之作。举其佳构：则《江革传序》、《党锢传序》、《左雄传论》，皆可研诵。尤以《党锢传序》，夹叙夹议，叙事即在议论之中，议论又即在叙事之中，且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声律、并臻佳妙。导齐、梁之先路，树后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诩为“天下之奇作”矣。（以上合论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

    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均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已也。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实碑虚，作法迥异。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清李申耆《养二斋文集》，虽杂不成家，而有数篇模拟伯喈，略得梗概，可参阅之。（以上论蔡邕）

    研究汉人之文，每难确指其得失，及其渊源所自，而研究陆士衡文则观其与弟士龙论文书，即可了然其文章之得失，及其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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