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光下面。

    这种批判，没有什么玄虚，完全以客观的真理为依据。在这里，所谓客观的真理，就是生活的真理。本来每一种思虑行为，放在实生活的因果系列和错综关系之中，意义其实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为人们，特别是主体者自己，往往掌握不住这种系列和错综，于是就有上段所说的迷误。所以，路翎的小说里的故事的平常，就由于他所要掌握的原来不是好听的故事，而正是平常的生活，正是生活的系列和错综，正是这种系列和错综的本质的规律。如果他没有掌握到这种规律，那些复杂的系列和错综，在他的小说里也不会显得这样平常了。如果不是这样平常，他的批判也不会这样深刻、有力而明确了。

    然而，一面既然严格的依据客观真理，另一方面就必有强大的主观力量；能够移动大山的，决不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路翎的分析和批判，并非灰白的概念的搬弄，而是元气淋漓，长江大河似的生命的突击；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集中深入的批判部分，总是就像长江大河那样的，以不可抗的大力，把人卷走，带走，这恐怕是每一个他的读者都能感到的。在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之所以能是第一个完全与客观主义传统诀别了的作家，正由于这种强大的主观力量，以及这力量所发动的深入的批判活动。

    那么，通过路翎，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人生战斗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自己，主宰自己，认识生活，主宰生活。不是以自己意想中的情况为目的，而是以实际上的情况为目的————这就是唯物论。

    第二，人生战斗的方法，就是要全面地照顾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掌握到系列和错综的规律，确定每一个生活事项在这系列与错综中的位置，因而确定它的意义与价值————这个，就是辩证法。

    第三，人生战斗的效果，还是在于人生，并不在于创造奇迹，升天成佛，旋乾转坤。虽然到了必须旋转乾坤的时候，能够毅然担任，胜任的，也还是只有平昔的战斗本身，它的全过程，已经就是意义。

    第四，战斗与否的辨别，这也就很容易，无非就是从他的生活全系列与全错综去考察，同样的。

    今后，将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是晴雨沉吟，使全国都陷于大窒息之中的。每一个人的进行，所能取得于外面的保证，将非常之少，以至于很容易的就会颓然倒下。在那中间，一切虚伪浮睡的浪漫主义，一切才子式的流氓和流氓式的才子，一切专以坐茶馆开朗诵会为能事的英雄，一切浅薄浮嚣的叫嚷，一切沾沾自喜的和顾影自怜的做作，都不会有半分用处。在那中间，“疾风知劲草”，历史将会祝福一切坚持深沉的人生战斗的人。

    那么，就是这样吧。

    （原载１９４７年７月２５日《泥土》第三辑）路翎与他的《求爱》唐○

    我觉得一个艺术品必须而且应该是一个主观的有个性的创造。它首先必须是想象的合理的发展与完成。一个光鲜洁净的幻象，一个真中之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客观辩证法的发展应该有它的合理的基础与合理的作用，因而，映现它的艺术品————主观辩证法也必然有它的合理的发展与进一步的完成。这里的完成作用，或想象的塑造性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最好的作品往往是作者自我人格与个性的自然的或自觉的表现，没有完成作用，主题就不能表现得很完满。其次，一个艺术品必须是沉浸着它的全心身的热情的凝团。我们可以把它比为一座潜伏的火山，站在它上面的人可以感觉到一份灼热的情感，热情像岩浆在它里面激荡，但它却但是静止的，含蓄而不外露，凝炼里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好的作品决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泻药，把痛苦的，悲愤的情感发泄出去就算。好的作品应该是积极的能把无意识的或杂乱的情感提高为自觉的理性的作品，把感情升华或凝固为坚实的理智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但艺术品本身原是感性的形象的组织，清明的理智仍必须在丰富而凝练的感情里找到透彻的澄悟的表现。

    陈静容的诗《雕塑家》对这有着很好的说明：

    你手指下有汩汩的河流，

    把生命灌进本无生命的泥土；多少光，影，声，色，终于凝定，

    你叩开顽石千年的梦魂。

    让形象各有一席：美女的温柔，猛虎的力，

    受难者眉目间无声的控诉，先知的容智漾起

    四周一圈圈波纹……有时万物随着你一个姿势突然静止；在你的斧凿下空间缩小，时间踌躇；

    而你永远保有原始的朴素。

    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二三十年来中国小说的发展上有许多有趣的对比：巴金先生与张天翼先生可说是平行又方向相反的，正如光与影，白日与黑夜；巴金先生笔下的人物都那么善良，张天翼先生笔下的人物都那么可卑。沈从文先生与许杰先生写农村：沈从文的农村是亲切可爱，栩栩如生，不乏传奇风味，许杰的农村枯燥无味，天日无光，可怕的惨淡。

    现在，路翎与骆宾基先生也正好是一个对比：路翎从日常生活里酿造了热情的灼人的传奇风的酒液，而骆宾基先生则从日常的生活里勺取了一些平淡无奇，略有甘味，饮后转觉醉人的绿茶。拿路翎与丘东平、Ｄ·Ｈ·劳伦斯比较一下也很有趣：这三位所创造的世界各各不同，但却有一些强烈的不容忽视的共同点。东平写的大部分是战争的火焰里的壮勇的人物，劳伦斯却企图用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力（有时也有太阳等作力的象征）在肉的热烈的火焰里创造灵的纯洁的水晶，一种朴素的唯物论的看法，想把基督教的僵死的教义放在希腊主义的基础上，使它复活。路翎写的范围很广，各色各样都有，矿山的生活写得相当好，这一点竟与劳伦斯偶合，后者是矿工的儿子，矿山的生活也写得相当多，但当然与左拉的写法不同。这三位都非常热情，都有非常强烈突出的个性与顽强丰富的生命力，也都有一些传奇的梦幻的瑰丽的色彩。东平写得比较单纯，比较有力，爱与憎的感情，也最突出，最凝固切实。劳伦斯写得最成熟，最冷静，最凝炼，在心理分析上发掘得最深，组织上也最匀和。而路翎，显得有点零乱的夸张，有点凸凸凹凹的不均匀，组织结构上有些松弛，心理分析上还嫌太浮浅。有许多人物的动作，看起来只像是机械的做作，风格上不够沉着含蓄，有点像浮光片影。总之，还不够成熟，有点涩口。我不想用批评家所常用ｐｌ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来束缚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的灵魂。这一些在现代小说里差不多已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小说的任务只是表现生活的真实。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依伍尔芙夫人在《现代小说论》里的说法，只是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平凡的心灵所感受到的无数印象————琐细的，幻象的，易减的，以剑的尖锐刻画着的。它们从各方面来到时像一阵微尘组成的不停的雨。“生活不像一排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的车灯，生活是明亮的光圈，一层半透明的屏障，从意识的开始起至终结止一直包围着我们。”而且，正如Ｗ·勃莱克所说的，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有限却可以蕴藏着无限。生活并不一定合于机械的逻辑，自觉的生活只是生活里的极少部分，不能有决定作用的部分，因而，发掘人性，就必须发掘那一部分潜在的，半意识或无意识的，掘得愈深愈好，路翎所以有这远大的前途，就在于他没有给庸俗的“逻辑”的眼光束缚住，只平面地、孤立地“暴露”人生的一些所谓“有社会意识”的现象，他抓住一些简单的东西来写，却没有故意使它在复杂的人生的网里孤立起来，他只敲起一个键子，却引起了无数喑哑的然而强烈的知音，一个启示，却透明无尘，可作多方面的解释。一片光影，却几乎是一片无边无涯的海洋。拿程造之的小说跟他的一比，程就显得贫乏可怜，无生命又无热情。因为程就是拿“社会的”逻辑与庸俗的皮相的看法来造作（不是创作，而是机械的做作）小说的。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变幻莫测的光彩与灼人的热。而且他还是早晨的阳光，会给人奇异的，疏阔的感觉。我们读他的《求爱》，仿佛正透过一片三梭镜来看望阳光下的世界，多么亲切可爱，而又奇异，多彩。我们看《王家老太婆在她的小猪》上怎样构筑她的希望与幻想，正像在读托尔斯泰的《大风雪》或涅克拉索夫的诗篇，朴质、自然，却有丰富的梦幻的光采与司汤达式的单纯的心理分析。在她跌倒在泥泞里快要死去时，她的心变得多温柔，另一个世界向她打开了，“平坦的道路，照耀着温暖的慈祥的光明。天上有五彩的云，远处有金色的光。

    她看见，从这金色的光里一个美丽，健壮，活泼的女孩向她跑来……”瞎子的沉思的表情与公路局验票员高国华的烦闷里的兴奋与骄傲又多么不同。瞎子————一个安静不动的生命的影子，坚忍无动于衷，高国华倒成了一片狼狈的零乱的光在浮动，看瞎子在人生的路上到处碰壁是一种新奇的娱乐吗？

    “大家快乐地笑着，大家都觉得骄傲，因为自己们竟然能够站得这样长，以致于使得瞎子多次碰壁，大家看着瞎子继续地碰壁，热烈地碰壁，热烈地哄笑着————现在是，他们全体都兴致浓厚地加入这件新奇的娱乐了————大家希望他们的行列比原来的更长，更长。”多残酷的人生，意味深长的寓言。那个张么妹对草鞋又寄予了多大的兴奋啊，但那个王保长竟用轻蔑实行了残酷的精神杀戳，于是那草鞋失去了一切的光泽与美丽了，那十四岁的小女孩，“她的幸福，啊，那温柔的黄金的幻境，这个美丽的早晨，是从此消失了。”滩上的那个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又美丽，那纤夫中的歌手听到了他老婆的死讯，发抖着，眩晕着，歌声也破碎了，但他的弟兄发出了呼声，抬着他前进了一步，于是他浮游在这群的整体里，突然有了燃烧般的奇异的快乐。“整个的世界在他的足下轰然地震动着。他希望这个滩永不完结，而激情的歌唱继续着直到永远。”在将死者旁边，那二十年的老兵王青顺想起了另一个死亡，于是悲痛地想起了他那轻率地丧失了的仅有的一点点爱情。一个妓女追着他，他想只有拿钱给她才能对得住她。于是忽然有了无比的悲愤，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是坚强有力的。

    对于这一悲愤的生涯，他是奇怪地激动又发抖了。但他仍然唱起狂暴的歌，压抑了这些痛苦的感情。他对那个临死的人说：“不怕，孩子啊，第一要安静！”

    两个老太婆如此亲切地沉浸在同一的感情里，春天的柔和的空气像是整个地凝住了。一个小女孩射中了刘二太婆糖担上的彩牌，中了头彩，她想蒙混过去，但同时她的心受到了痛烈的一击。随即她就强烈地感到：她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又获得生活的意义了。于是她用颤抖的手去取胖大的糖罗汉，递了过去，眼泪热辣辣地奔涌了出来。那一对下棋的敌手，胖子与瘦子各各有温柔的娇嫩的心，但为了一个“车”，各各以为对方伤了自己的心，于是凶恶地在街上毒辣的太阳下叫骂起来。但结果还是胖子拖了瘦子进去再下棋。那些从阴影底下跑出来看热闹的人走开了，回到各自的阴影里重新躺了起来。村镇重又昏厥了，这村镇正是昏昏沉沉的我们这泱泱大国的缩影，只这两个独特的人还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活动着，下棋，不正是生命的斗争的象征吗？那个可怜的衰老的英雄的致命的舞蹈又多使人感动！古代英雄的故事在《毛毛雨》的氛围里渐渐冷落了，这位日暮途穷的英雄在台上觉得可怕的窒闷，于是拼命地叫喊了一声，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人。这最后的征服与心里的什么东西的破碎同时来到，于是，“死了”，一个苍老的，严肃，安静的声音，命运的声音在寂静里说。这个英雄的梦，唤回那些古代的英雄来与现在的生命，丑恶与失望抗衡的梦，使简单的年青人在严肃又激动的神圣的瞬间很快地消逝了，与一个生命同其始终。那个张小赖是如何发狂地沉醉在英雄的梦里呵。王子和是强壮又少有的，“有一种渺茫的烦闷与严肃的痛哭，以后一些甜美的幻想，随着日益热辣的气候在他心里滋生着。”他怎样想与张小赖严肃地谈谈“结婚”，但却又怎样愤怒地失败了。自尊心使他否认了自己的幻想，也使他笨拙地伤害了对方。最后，他替自己伤心，也替对方难受，落下泪来。如何倔强的人性，甚至否认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最富人情的朴素的诗章，使我想起了高尔基的一些初期的浪漫蒂克的短篇与一个题材相类似的德国短篇。

    幸福的人周绍钧在喜悦的自由的感觉里走下了坡，上了渡船。

    一大堆幻想开始活跃起来，向一片似乎从没人到过的生活的幸福的无限国土伸展过去。从生活的坚实的土地走上了给激流冲动的渡船（那也许是一个象征），从幻想里的希望转变成真实的幸福感，一个劳碌了一生的人也该会年轻起来，豪爽起来，仿佛全身充满了生命力，该给一些机会去感染别人。于是撑渡船的老头子与别的客人都给感染上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奇怪的人生，还是能够有一点儿幸福的。”江湖好汉江海平与挑水夫罗正光都是善良的人。后者为了“在困苦中被温柔的人儿爱着”的那一个动人的幸福聚了一些钱，但他却为了将来的光荣的战斗与复仇，缴了一千块钱为定金给前者，向他们学习拳棒。他却总学不会，给理发师们轻视着。于是一次向江海平要还这一千块。他不知所云地说：“我杀死你！”就在一阵疯狂的热情里，闪电一样冲上去，战胜了那位拳棒教师。两个善良的人是为那一千块钱痛苦地斗争着吗？不，他们是为了人的尊严在手足与内心两方面斗争起来的。生活使善良的他们互相伤害，又互相怜悯，年青的生命力战胜了老者。《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却不是萨尔蒂可夫式的寓言。寓言到底还是一些荒唐的幻想，至多只能说是间接的形象，这个短篇虽然有些喜剧风的寓言气氛，但到底总是充溢着人情味的真实的生活。那个可怜的奴隶张德兴写得很不够，倒是那位视察先生像一个莫里哀的喜剧演员那样俘虏了卖报的小娃的姿势，很像目下的许多大人物。他对那发抖的张德兴说：“你看，我一口就完，你喝呀！你这人真不够朋友，这酒并不醉人，而且人生也难得几回醉，你请喝呀！”多动情多天真的样子，那样甜蜜的眼睛，使他又感激又害怕：“怕要吃了两万出头了！”《翻译家》也是喜剧风的寓言式故事，有些轻松又辛辣的回味，但写得比前篇完整一点，周善真为什么要与成斯跟人群开玩笑呢？正如年轻的成斯为什么要对人群说一样，是一种激动，不自觉的生命的激动里泛出来的一点浪花。《英雄与美人》写得最好最完美，邓平那样天真又多幻想，给那Ｈａｐｐｙ（一个女孩子）的娇柔美丽又稚气羡慕的目光一瞧，就有了一种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感情。她的一句平常的问话使他落入了那种胡涂的热情的火焰里。于是他随着她下了车，胡胡涂涂地向她求爱，在他们之间激起了一些热情的浪花————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个幼稚的笑话。《秋夜》、《可怜的父亲》、《一封重要的来信》跟《求爱》，与《英雄与美人》是同一型的人性的发掘。雇员张伯尧与办事员吴器识都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幻想着又焦急着自己的前途。体育教员胡吉文则跟邓平一样幻想着恋爱的成功。他们都从善良又富人情的幻想里获得生活的动力。张伯尧听了县长的一篇等学成名的谈话就天真地用起功来。他在静夜里想着他的人生计划，第一步，第二步，忽然娶了县长的女儿，忽然与省主席亲热地握手……，前途显得无限光明，但突然听到江声与风声感到了一种荒凉。一切全幻灭了，周围这样深沉，他是孤独的，父亲的苍老可悲的影子在背后使他寒战，母亲唤他吃饭的柔弱的声音使他流泪。“一种大的严肃浸透了他。”老鼠的声音引起了他神经上的不安与恐惧，为了表示他是男子汉起见，他治死了一只老鼠，胡吉文的求爱的心理变化清晰地表现在对孩子们的态度上，一种错综的报复心理与移置作用表现在胡树林凤山，孩子们与篮球之间的态度上，一封来信在小办事员吴器识的心理掀起了多大的波浪呵，他无力压下心里的感动，生气了，因为这感动破坏他的男性的尊严与意志，是他一生的弱点。在这男性的意志与快乐的感动间起了一场美丽的争持，织就了一张温柔的图画，《感情教育》与《旅途》多少有点类似。宋子清想发挥一些男性的严肃的话题，一片阳光似的狂热的严肃，而张浦英则渴望一片急雨，一片感情教育，一片快乐的女性的热情与想象，“这是夏天常有的情形，一阵急雨，然后又是一片阳光。”于是两个人就闹起别扭来了。男人要女人“理智一点”，去“看见广大的生活”，而女人则“的确需要快乐————需要感情的教育”。于是那个糖贩子来了。他们在买糖吃糖的时候和解了。这些糖或者多少还有点象征什么美丽的理想的意味，那个卖糖的一时显得特别严肃，一时又嘻嘻地傻笑起来，于是，接着，两个人便在那荒凉的、被急雨笼罩着的坡顶上兴奋地合唱起来。在《旅途》里，女人王洁芝赋予男性的勇猛的冲击力，而男人何意冰倒表现了女性的委曲与犹豫。又是一个剧烈的对比。在《人权》里，明和华想把严京令拖出学者的书斋，拖到狂风暴雨里去。他向往着知识分子的战斗的道路，他想说服严京令，但他自己也只有一具朦胧的感觉，而他终于使严京令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的热情，“这种热情使他觉得，任何生活都是崭新的，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将要到来。”但明和华最后终于失望了，向着那个严肃的东西告白了；“我向你告白吧：我不敢去懂得青春、爱情、美丽，我不敢看见人生，我用知识粉饰我自己！我从这个时代落荒了下来，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活人，更怀疑自己的道路里，我麻木，退缩，甚至不知道要求人权！‘人是生而自由的。’————卢骚，卢骚啊，假如我只求安宁，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适，一旦成名，也是学者，我岂能懂得自由！”于是他的心里充满了庄严：“一切梦想已经粉碎，现在是到了渴求行动的时间了！我不能遗忘我的那些兄弟们！”《中国胜利之夜》是一篇速写，用轻轻的笔触写着那一阵欢乐的幸福的气氛，一些人物浪似的涌上去，又退下来，一章轻松诗，淡淡地写着那些快要爆炸了的心。

    读着这本书，我像是在一个江流边静静地踱着，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涌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带着奋激的热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里静静地流过。一些无声又遒劲的呼喊，一些阳光的从忧郁的云层里透出的喜悦，美丽又温柔的人性的跃动的诗篇，激动又凝结的人性的诗篇，使我想起了沈从文与契诃夫的许多短篇。但沈从文多松散，契诃夫的忧郁是近乎悲泣与呜咽的，路翎的笔却有更多凝炼的流质的华采与飞扬着的从无意识的深渊里突发出来的生命的呼喊与神采。现代的小说与现代的诗一样，正陷在一种两面苦战的困苦万状的境况里。它必须而应该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面要与庸俗的唯智主义（或理性主义），概念万能的观念论与新闻主义的结合物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逃世式的神秘主义斗争。神秘主义是感觉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极端的发展与玄学的幻觉的结合，以异教的先知的姿态出现于近代文学中，实际上是基督教的灵的精神的另一变态。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依修午德就曾在佛教的灵修中获得这一倾向的发展。教条主义，唯智主义群里有肖伯纳的说教，韦尔斯的理想小说，甚至帕索斯的从社会主义概念出发的新闻主义。这两者都是认识过程的某一阶级（理性或感性的阶级）的畸形的发展，也正是社会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上的必然产物。但路翎小说却有着一种年青的或原始的单纯而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阳，“宁静而致远”，饱含着朦胧的柔和的美。如果拿《青春的祝福》与《求爱》来作一番比较，那《求爱》就显得更成熟，更细致，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实感了。《青春的祝福》还有些并不太真切的人生的姿态（仅仅是美的姿态，却并未赋予相当的生命力），《求爱》却比较更洗练，自然了，虽未如李广田那样洗尽铅华而炉火纯青，却没有了那些姿态与辞藻的堆砌。如果拿《求爱》里的各篇章来一番比较，那么，即使是小说意味最重的几篇如《秋夜》、《可怜的父亲》、《求爱》，也还与其余的各篇一样是绚丽的人性的诗章。这其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是开头的那几篇，《王家老太婆与她的小猪》、《滩上》、《悲愤的生涯》与《英雄的舞蹈》。作者告诉我们，在他写作的那段时间里，他所接触到的东西大半非常沉闷，带着一种暗淡的性质。“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浓烟遮盖着而窒息了，旋转在我的四周的却是一个花样复杂的世界。在我逐渐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精神常常地被迫着后退，但我也偶尔地抓住了汹涌的波涛中的碎船的一片，从它们来继续我的道路。”是的，我们可以感知一种阴郁的类于呻吟的感情，但这感情同时是一股强大的激荡，恰如破船之下的海洋的激荡。不错，这时代的诗正应该是激荡的人生，激荡的世界的诗。但这激荡的诗是应该以更凝练更透明的光彩来表现的。现代的文学正是自觉的文学，自觉的思想的透明与澄清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放弃这个力量，如作者的说法，不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只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是一个损失，一种过错。而且只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还是不够的，主观的自觉的思想与别的一些从无意识的宝藏里的巨大生命的冲击力应该在作品的客观性的形象里凝集起来，发展成完整的一个小宇宙的觉识，主观与客观应该天衣无缝地浑然凝合。……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蒋纯祖的胜利

    ————《财主底儿女们》读后鲁芋

    不论它将接受到什么样的惊讶或者冷淡，《财主底儿女们》在它的雄辩的感召里是应该而且已经被理解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的。同时，主要地，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的迷阵头破血流地突围出来里所感到的一切感情和意志的纠纷，在它里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单纯的解决。为了实证这种理解不是陷于无益的虚夸，我们的读者不能不挖出他自己的赤心来交感作者的也就是他的人物们的诚恳和悲壮。唯有通过对革命的忠贞以及因之难免的带血的战绩，我们（作者们和读者们）在创作和阅读的呼吸过程里————不，在发动和接应精神武器斗争里————才不致像目前一般文艺家及其顾客们那样：一方面迷途于、甚至沉湎于，动物性的官能的刺激和反射；另一方面用挟天子令诸侯的气派拿着“唯物论”的翻天印逼视着肉眼凡胎的芸芸众生。胜利是人人所追求的，但它决不会那么容易地在三朋两友的闹戏园子的呼啸里发生。它要流血————流敌人的，也流自己的。

    《财主底儿女们》热烈而辉煌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人生的青春的胜利，希望的雄伟的胜利，蒋纯祖凭着灼热的爱与恨去和五颜六色的过去的炼狱共同碎身的胜利。

    这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蒋纯祖的意志力量决不是像一般吹毛求疵的冷眼们所认为的————来源于所谓“超人”的真空的昂扬；它，那种绝缘而又绝望的“英雄主义”，已经明确地具体在外强中干的蒋少祖的复古的殡仪里。

    那么，是什么安排了蒋纯祖的凄厉的一生呢？或者问，是什么养育了他的那种爱爱仇仇的性格呢？当我们沉思于中国通史的难题时，是决不能放过上面这两个问题的。如果读者本身对于生活里的虚伪和残忍没有先天的免疫性和后天的抗毒力，那么在浮肿的苍白的人生哲学的领导下，他决不会理解到蒋纯祖为什么那么酷爱豪迈的旷野，并且甘愿在荒寒的石桥乡向那些冷淡的人类化石们回掷他的尸体。在今天，在中国，懦怯的各种辩护和软弱的各种掩饰都将被严厉地批掴，而后万劫不复地跌进他们应得的悲惨的晚景里去。投机者，动摇者们的这种躲不脱的遭遇，如果在历史巨册的前页里看不出明确的先例，那么敢说在今天这一章上，它将作为人民凯旋的壮观的陪衬而被轻淡地描写过去。但，蒋纯祖此时此地却是站了起来而且站住了。

    蒋纯祖的一生就是这个特定的时代里一个特定的人格的锻炼过程。从蒋捷三的凄婉的苏州认识了无可补救的过去的“光荣”的遗迹；从朱谷良和石华贵们的滴血的生命认识了荒鹰般翱翔于人间的卑污和懦怯之上的英雄气派；从汪卓伦的默默的献身以及他的那本忠实的记事册认识了平庸和伟大之间的微妙的距离；从王定和，傅蒲生们的勾心斗角认识了拜金者们的枉然的倾轧；从蔡淑媛，蒋秀菊的华贵的生活和梦想认识了小市民们的无聊而可笑的虚荣；从蒋少祖的一面用文章领导青年，一面投递名片拜访汪精卫和陈独秀————结果只落得抄着手对落日悲惜地遐想的“中庸主义”，认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踌躇的难关；而且，更从目前有声有色的文化界————戏剧界————认识了“战斗者”的糜烂的伪装；————他，蒋纯祖，有着时代渴求的热情，和用以作为人生战斗的焦点的意志。他必须用它们争取胜利，同时他必须和中国人民的沉默的搏杀息息相关地完成自己。

    这时，中国充塞着悲壮的庞大的事件，除了轰轰烈烈的人民进军以外，还有着不想看就看不见的人生暗压的个别的挣扎和反抗，前者和后者除了比例的分别外是毫无性质的不同的。中国所从事的，除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土地改革”以外，还有着麻痹的思想界的清血运动。虽然后者常为一般人讳疾忌医地含混过去，它却不能不到底成为我们这些“一切为了前线”的文化君子们的严肃的课题之一。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生活祭坛上面，过一天算两个半天的灰色的忧郁自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乐观口吻以及“朕即人民”的高尚气派也未免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什么才是这方面的胜利呢？难道不正是蒋纯祖所追求所扩充的胜利吗？————蒋纯祖对卑污而虚伪的意识和行为用轻蔑和反抗和攻击所换来的胜利吗？

    蒋纯祖终于带着肺结核死在荒凉的石桥乡了，在万同华的爱情表白里结束了他的短暂而复杂的一生。如果我还不致学无耻的犬儒下流到嘲笑他的生活上的无能，或者因为他没有走上少年陆明栋所走的道路而否定他的真诚的一生，那么，难道不可能从他的灼热的心和悲壮的行程吸取一点勇气来向即使周围是铜墙铁壁也要碰个你死我活的我们中国的大灾难献身吗？他的胜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尸体当为一个后来者们冲锋的踏板吗？由于战斗面积的庞大，以及人生遭遇的曲折，我们被部署在各种生活地域里，有的在马鞍上和子弹箱旁边，那固然是直接了当而且幸福，有的却在海外的酒吧间和国内的贫民窟巷里。但是，任你在茫茫人海的哪一个浪头，正如太阳照在每一个人身上一样，斗争的良知呵护着每一个战士的战斗要求的。在蒋纯祖的不幸的生活地域里，如果有人为了招架“生活”而可悲地成为它的谄媚的奴才，那么除了让实际的浪潮来回答他的迷惘外，大可不必在弹网的空隙里来慨叹这些虚妄的牺牲。然而，蒋纯祖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地实践着他的战斗要求的，假使我们失去了甚至根本就没有一点微弱的忠贞，或者自以为有着比它更可贵的身份和地位而实际和人生的大痛苦、大悲凉和大欢乐保持着虚与委蛇的关系，我们是不配指着蒋纯祖的遗体来信口雌黄的。

    蒋纯祖是幼稚而诚实地在中国的荆棘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他的战绩分量显然是不足够的。只有在这点上说，他才有着可悲悼的失败。

    那么，为了证明而且补价的失败，让我们完成持久而辉煌的胜利罢。

    （载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蚂蚁小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