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那里有些小鸟,各种颜色,小得像小手指头肚一般,真好看。”
“我还喜欢看大水车,高与山齐,远远望去,想起唐吉诃德的第一次出马。”那个爱说话的孩子又说了。
“还有轧棉花的小水车呢。”
“机械化……”
于是一个学生告诉道:
“今天有几十辆大汽车从东门进城,因为街上人多,小孩子躲不迭,几乎轧死一个。”
“车上装些什么?”
“什么?还不是子弹和飞机零件吗?没有别的。”
“自然是西北运来的了。”
“你猜那些子弹要运到哪里去?”
“自然是后方……”
“错了,将一个个一个个运入日本兵的脑壳里。”
于是大家又笑了。
也有人提起故乡的消息,说某人的哥哥已加入了游击队,也有人说起故乡的年节,但并引不起兴致,谈得不起劲。
五
五点以后,天渐渐暗下来,漫天的乌鸦都飞回这鸦城来了,然而我们还照着我们每日晚饭后出城散步的习惯,再到城外去,而且也趁此看看除夕的景色。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时街上倒比较清静了,只多了些红灯,各家门上也大都贴了新对联,有一家门上这样写着:
“打倒小日本,
作个大国民。”
大家都称赞这对联作得好。还有一家门上写着:“灭日灭本享太平,”另一联大概是“兴中兴华……”吧,觉得要笑又笑不得。
出西门,向南折,还是沿着溪水行。有五六辆骡马大车把我们拦在水边不能前进了,我们要先让它们过去。在这条紧接着国际路线的川陕公路上,每天不知有多少汽车奔驰着,载着多少武器与物资,载着多少将士与热心,载着多少可喜的或可悲的消息,从这个小城通过,同时也不知有多少辆骡马大车,载着棉花,载着烟草,载着粮秣或药材,沿公路来,绕了这石头城的半圈,再向公路去,到甘肃,或者到昆明。赶车的多是北方人,有北方的尘土气和乡土音,叫我们感到一些亲近。这些地方还没有专为他们而设的骡车店,于是他们不得不露宿在城外,埋锅造饭,在车底下伸开铺盖睡觉。虽然今天是除夕,他们也只好就过在这江城之外了。我想起一个旧俄作家的忧郁故事来,我甚至愿意去陪他们过一个夜,在篝火旁,听着骡马吃草的声音,听车夫们谈谈他们的经历。
“骡马车比骆驼还快些。”望着大车走过之后,一个同伴这么说。我们都想起在东门外大桥旁边那一群骆驼来了。那还只是昨天的事,我们特意到河滩去看骆驼。其实这在北平城下是见过无数的,而驼铃的声音也听得熟悉,不过这地方居然有一百数十匹骆驼来到,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我们走时,骆驼群正分开队列,排得整整齐齐地吃着草,从一边看起来,以那无边的沙滩和无尽的江水作为远景,还有那些在暮色苍茫中的山丘,叫人想象到沙漠,而那些微微颤动着的驼峰,就正如旱海中的沙浪一样。牵骆驼的人也正在烧火做饭,火光照着他们的脸色,叫人以为那些脸面都是铁铸的一般。虽然吹着冷风,下着细雨,而他们也即将看守着他们的驼群,在这水边过夜了。有一个驼夫还正在把自己缩在一身羊皮大衣里吹着洞箫呢,箫声和着偶尔发出的驼鸣,叫人想起塞外的胡笳。骆驼也像这些骡车一样,也在来回地运输着。
“你们运输什么东西?”
“运棉花————棉花卖给外洋,换枪炮打日本鬼子。”
“假若有人作一个统计,在这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东西从这江城运过呀!”
正在说着这话的同伴,却忽然惊讶地叹道:“看!那边运来的又是什么?”
那该是一只待宰的猪吧?这地方是个肉食的国度,每天有多少肥猪被抬进来,有多少猪肉被抬出去,然而此刻抬来的东西既没有声音,也不是黑色或白色,而只是长长的,像一段枯树。走近来了,才看出是一具死尸,不敢看的人都转过背去,而另一个同伴却说道:
“这有什么可怕,这是常事,不是冻死的,就是饿死的,再不然就是死在监狱里的。”
“人之一生呵!”一个同伴叹息。
“而且他们连埋也不埋,只抬到河边芦苇中一丢就算。”另一个说。
“不错,我今年夏天到江边散步,就看见一个赤裸裸地躺着。”
“朱门酒肉臭哇,路有噢冻死骨……”一个同伴唱起来。
那些大车已经停在东门外边了,我们也走到了东门,我们要回到学校去过我们的除夕,但是我们不能进城,城门忽然关起来了。
这时候也不过是六点半钟,天已经完全黑了,北风刮得很紧,冷雨洒下来,逼得我们无处可去。
六
“啥子名堂噢,妈卖皮的龟儿子!”
“监狱里逃了二十七个监犯,在公园里打死了两个。”
“背时的,过年么,关在屋外头!”
“哪个要你把门关起?”
“县长的命令么。”
在城外边拥挤着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大多数是道地的四川话。
城门里边也一样地拥挤着许多人,一样地吵斗着,然而也无可如何。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拿肉的,提酒的,抱着纸马香烛的,提着年红灯的,也有在手里端着醋碗或提着油瓶的。城里的要回乡下去过年,城外的要到城里去过年,然而都被这一道门挡住了。
风吹着,雨淋着,城门依旧关得紧紧的,只有一线灯光从门缝里射出来。
“狗日的,几时开门让老子过去?”
“几时?二更天吧。城里在搜索逃犯呢!”
“妈哟,监犯也要回家过年么。”
我们几个人在人丛中挤着,却谈起了去年秋天的几件事:一天中午,忽然把四门都关了,说是城外边有大批土匪要进城劫狱,因为狱里的匪犯有很多是羁押了几年,是既不审判也不释放的。又一次是只关了南门,而其他三门却仍是开着的。当时百思莫解,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时天旱已久,而南方是属火的,关起来就可以下雨了,而且还在各街贴了小小的黄纸条,上边写着“天气炕阳,小心火烛。”还有一次是因为夜里逃走了壮丁,直到早晨九点钟还是四门紧闭。我们正在谈着这些事情,忽然听到城里不断地传来敲锣声,而且听到呼喊声,但听不清喊些什么。只听到每一阵呼喊的最后总是“要枪毙!要枪毙!”经本地人解释,才知道是说假如有人窝藏逃犯,搜查出来是要一同枪毙的。
“按家搜索吗?半夜也搜不完!”
“妈哟,等到明年初一再开吧!”
有的人不耐烦了,便去打门,然而那两扇城门是太大了,而一个人的拳头是太小的,那城门只发出轻微的东东声,却纹丝不动,而且里面的卫兵厉声骂起来了:
“龟儿子,哪个敢敲门?上边的命令,要枪毙!”
于是城外边都安静了,然而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忿怒的喧嚷声从城里传来,接着就听到门链和门闩的响动声,两扇城门裂了一条缝,两个军人从里面挥着拳头挤出来了。他们跳着、骂着,等外边的人们想乘机而入时,那一条狭狭的门缝又砰然一声闭拢了。门外边只被两个军人留下一阵酒腥气,于是大家又大哗起来:
“日你先人,他们可以出,我们就不能进吗?”外边的人喊。
“妈的,他们能出,我们就不能出吗?”这自然是城里边发出的呼声。
一会又来了一个军人,他把门敲了一阵,喊道:
“啥子县长?为啥子让监犯逃走?里边的犯人逃走,老子是外边犯人还要进去么?”
然而门闩是在里边的,他骂了一阵也无可如何,向后转了。
“唉,抗战时期,要维持后方的秩序呵。”
这是一个穿便衣的人说的,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人。
“维持秩序?是谁先破坏了秩序?————我说谁让监犯逃跑就是谁!”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驳,那个吵着维持秩序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天是黑得很深的,风刮得更尖利,雨下得更紧密,这一群被阻在外面的人都蠕动着,彷徨着。“冷啊!”一个女人用尖细的声音这么叫,仿佛已经哭了的样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流亡的学生,只唱了这么一句就咽住了。
开门既然无望,我们就只好找一个地方去避避风雨,于是我们回头走到东关的街心,想去找一个茶馆坐坐。街两旁都燃起了红灯,但各家的门多是关着的,茶馆里虽然开着大门,但里边也只剩着空空的桌椅,并不见一个客人,若在平素,这时候还正是客满呢,而今天连“消夜”的人也不见了。
“有茶没得?”我们学着四川腔向老板问。
“有。”他回答。但他又回头去问幺厮:
“有茶没得?”
“没得!”一个年老的幺厮正坐在桌边抽着水烟,有意无意地回答着。
我们无可去之处,就只好在这里暂坐一坐,但北风依然从街上向我们身上袭来,使我们不能安坐。而这时忽然有几个军人吵着骂着地进来了,其中一个还拔出了佩剑,我们以为他们是从城里来的,以为是开了城门,便赶紧走回城门去。然而城门依然关得紧紧的,而等待着的人却更多起来。有些学生是刚刚来到的,他们说已经绕城走了一周,说各门都是一样,都有好些人在等待着开门。
在黑暗中期待的时间是令人觉得特别长久的。大概已经快到九点了,城门居然开了。“开了!……开了!……”人们欢喜地喊着,但里边的急于向外出,而外边的又急于向里进,结果仍是卡在中间,出入不得。打声,骂声,哭叫声,喊痛声。“唉哟,我的脚杆!”一个孩子哭着喊。好容易通过了那一道“窄门”,进得城来却是一街清静,只有两行街灯在风雨迷漫中闪闪地发着红光,偶然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响爆竹声,却更显出了这街心的寂静。
“你可曾看见吗?”
“什么?”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嗯,一个年轻女人在挤着进城的时候被一个男人抱着亲了一个嘴。”
我们谈着,回到了学校。看看时钟,果然已经九点过了。听其他同伴告诉:一共逃走了二十二个犯人,打死了一个老头,其他都跑了。他们的镣铐是预先解卸了的,他们一齐喊了一声便都窜了出来,县政府门口的卫兵莫明其妙,还问着“啥子事?啥子事?”却被一个囚犯一拳打掉了钢盔。另一个警察还追着一个犯人在大操场的升旗台下跑了好几周呢。有的犯人还假装着与自己无干,口里喊着,“捉住!捉住!莫让他逃掉!”而他自己却借此逃掉了。
当我刚刚坐在暗淡的菜油灯下,正要翻开一册书时,附近的人家忽然响起了一阵紧密的鞭炮声,学生宿舍中又涌来了一阵满含着愿望与悲哀的歌声。这一阵鞭炮声和歌声却特别地激动了我的心,我不禁想道:故乡的人们难道也还能过“年”吗?也许他们正在被敌人蹂躏着,也许他们正在同敌人战斗着,而我的面前还摊开着我的弟弟的来信,这样的两行字又显著地跳入了我的眼睛:
“我们在五色旗下生活着,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泪,也充满了笑。我们哭,是因为我们在过着痛苦难言的日子;我们笑,是因为我们还坚决地相信着……”
菜油灯心上结了灯花,灯花跳跃着,我的眼睛模糊了,弟弟信尾上那一行虚点扩展开来,扩展为一串泪珠,扩展为一串血滴,扩展为一条伸到无边去的大道……
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旧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