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白话诗稿》序目

    李大钊一首

    《山中即景》。

    沈尹默九首

    《公园里的二月蓝》、《月》、《雪》、《除夕》、《刘三来言子死矣》、《白杨树》、《秋》、《三弦》、《耕牛》。

    沈兼士六首

    《山中西风大作》、《见闻》、《早秋》、《真》、《逖先入山相访》、《泉》。

    周作人一首《两个扫雪的人》。

    胡适五首《唯心论》（两稿）、《鸽子》、《十二月五夜月》、《四月二十四夜作》、《除夕诗》。

    陈衡哲一首《人家说我发了疯》。陈独秀一首《丁巳除夕歌》。鲁迅二首《他们的花园》、《人与时》。

    以上作者八人，共诗二十六首。

    这些稿子，都是我在民国六年至八年之间搜集起来的。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那一个时期中的事，在我们身当其境的人看去似乎还近在眼前；至于年纪轻一点的人，有如民国元二年出世，而现在在高中或大学初年级读书的，就不免有些渺茫。这也无怪他们，正如甲午戊戌庚子诸大事故，都发生了我们出世以后的几年之中，我们现在回想，也不免有些渺茫。所以有一天，我看见陈衡哲女士，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白话诗是“古已有之”，最明显的如唐朝的王梵志和寒山拾得所做的诗，都是道地的白话。

    然而，这只是有人如此做，也有人对于这种的作品有相当的领会与欣赏而已。说到正式提倡要用白话做诗，却不得不大书特书：这是民国六年中的事。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同时我以为用白话诗十五周年纪念的名义来印行这一部稿子，也不失为一种借口罢。

    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所以适之诗中有个“两个黄蝴蝶”一句，就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呼适之为黄蝴蝶而不名；又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其实，胡适之诗中用了黄蝴蝶就该称为黄蝴蝶，黄季刚文中用了驴鸣狗吠就不该称为黄驴鸣黄狗吠么？

    然而古老的国粹先生决不肯作这种反省工夫。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

    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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