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

    一九二〇年的冬季某日黄昏后，在黑沉沉的北京东城的极东，距高大城墙不远一个胡同的小院落里的南屋里，窗前一只长方形的木案上摆设了几大盘的花生、鸡蛋糕、糖果，很明的电灯耀着那些各种颜色的食品发出亮光，像是有点喜事，或招待什么客人。

    那时代，北京偏僻胡同里没有路灯，往往找门牌的生人得借人力车夫的小油灯向人家大门旁边去细细地辨认那些蓝底白字的门牌。

    这家人家的南屋算做客厅，居然在湿地上还铺了一层草席，白壁黄席便显得较为洁净。木案的左右几把圈椅上随便坐了五六个青年。他们有的穿长袍青马褂，有的则是蓝布罩袍。虽预备下香烟，能吸的不过半数，点心糖果没人动手。主人——这房子的主人，矮身个、小胖子，穿着还不旧的羊皮皮袍。他并不让客人吃，似乎客人们也不需让，因为他们自己凑起钱来买的东西毋须客气。

    最可怪的是他们在这个寒冬明灯的屋子里，一例都没有吃得下的食欲，虽然那五六位没有一个过二十五岁年龄的。

    也似乎不像些青年人，这晚上他们的面色沉沉地，都提不起平常时高谈阔论的兴致。

    “你快译过一半了罢？”一个大眼睛有希腊人鼻子的红红面孔的（那时他还没带上近视镜子）向矮胖的屋主人问话：“那——一大本《猎人日记》。”

    “还得半年罢，学校刚刚考完，我又被派到外交部去，还不得上班下班先做外交的练习生。”青年主人的答话。

    “《猎人日记》？可惜我从英文选集只读过一篇，文字真美。”坐在长案一端，带着金丝腿镜子的清瘦青年掺入了这句。

    “屠格涅夫的艺术名闻一代，十九世纪的俄国有名的文学人物，他与托尔斯泰走的路全不一样。”红面孔的便申述他的评论见解。

    正谈到这里，听见拉大门的铃响，坐中有一位突然站起，“来了，来了！准是他，——秋白。”

    及至新来者迈进客厅，把手套、围巾搭在一只手上，头上是高高的土耳其式黑绒帽子，穿了很厚呢大衣的，却不是那一位喊出的秋白君。

    “少与，我们当是你不来了呢。大家早到了，只是等他。咱给他送行的，想不到你也来的这么晚。”

    新来的少与笑了笑，用学得生硬的苏州腔的北京话道：“好远啦！还是雇的黄包车，在路上一直有半点钟。怎么？……秋白一定很忙。”

    “那能不。明儿大早上就上车，——他这一去，真的与大家隔远了！”屋主人平日不好多谈，这时自然有点兴奋。

    “哎！你记得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是远，他去的这个地方岂止远哩。……”另一位长发垂到耳后，说话沉缓，带着福建口音，在这一群人里比较大两岁的一位这样说。

    大家听他说的颇有“哲理”气味的话，都想不起怎么向下接谈。灯光下他们互相望望，有的便把带来的新出版的杂志摊开来看。

    一阵北风卷起沙土小石子打在纸窗子上哗啦啦地响着，偶尔从风声里远远传来了串巷子说书人三弦的凄切轻音。

    约摸又过了一小时，他们专在那儿等待叫做秋白的方匆匆地从夜风中冲进。一身西装衣服上抖满了街尘。刚走入客厅，他立即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说出他迟到的缘故。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问他。

    “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苍白，与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对照。但他们是一个专科学校中很要好的同班，又是新近同毕业的两位精通俄文的青年。

    “不必客气了，您走罢！您走您的远道，我就不再上车站。……”一个高身个颇显魁伟的北方人这么说。

    “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秋白总是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虽然明儿大早他要开始走上现时极少中国人愿意去与能够去的国度的长途。

    “太冷！太冷！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您虽有皮大衣，可是身子骨……”一个送行的青年的顾念话还没说完。

    “冷？我看北京也够数。——到更冷可也更热的地方重新锻炼一下，秋白这把瘦骨头准会有抗冷的本领。怕冷的还能去！——话是一样，要找热的他才能去。”红红面孔有希腊式鼻子的一位激动地说。

    秋白一到之后，香烟气立刻在屋子中喷发出来，还有一两个也陪着他一同吸。谈话在断续中进行，把以前的沉闷打破。但大家却不多谈这个远行人到了那边怎样做通讯的工作，怎样明了那个举行过空前大革命国度的情形。因为现时迢迢的铁道还不能够无阻碍的畅通，而在边界上如何度过一时也无从想起。总之，对这个消息疏少的大革命后不久的国度的情形，他们也只是从报纸杂志上略略知道一点罢了。

    自然，这一方的话便不易多谈，而且大家虽然都抱着欢迎新时代曙光的热情，可是在给他送行的前夜，反而对本题找不出多少话说。

    他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秋白。至于在那个大国的空前大革命后，负有人民使者任务的青年，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

    他们拉杂说到上海北京的新文章，说到由南方来明天与秋白同行的某报馆的特派记者。……还是被送行的人，他的精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像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点疲劳，他一样还把精神提起。

    快近十点了，风吹得更大。他们有的住在西城，路那么远，也得给这被送行的人得到半夜的休息。于是微感黯然却又同怀着壮旺的心情下，他们便在这所房子的门前冒着严寒的北风，一个个紧握住这位勇敢活泼的青年人的手珍重道别！……于是，每个与会者各怀了一颗热烈又是沉重的心由黑暗中分别散去。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瞿秋白君头一次到苏俄（那时都称苏联为苏俄），也可说就是中国的知识青年头一批踏进了十月革命后刚满三年有点“谜”一样的劳农政府新国度。与他同行的还有俞颂华君，俞君是担负着上海某报的通信记者名义到苏俄去的。

    后来俞君由苏俄到德国留学，——他不通俄文。瞿秋白便在苏俄住下。

    秋白是江苏的常州人。常州在清代原是所谓“文物之邦”，可是秋白自他的童年便经过了一些的流离，漂泊。他的家庭生活，到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十分清楚罢？他父亲是一位遭遇苦恼，一生中不很安定的旧读书人，晚年——甚至可说从中年起，就在山东过活。是那时的读书人的职业之一，大概是过着所谓“游幕”，一直住在济南。秋白一家零落，虽说瞿姓是常州的望族。可是他家传到他父亲一辈明明是在沉落中了。他十几岁便随着他的叔父住在北京，他的叔父在法国读过书，服务于京汉铁路局，干了多年的中级职务。我在北京学第二外国语，学校中便请这位给我们教课。秋白与小弟弟同在他叔父家里做苦读的学生。到五四运动的那年他已是北京外交部属俄文专修馆的最高年级的学生。

    耿济之君与他正是同班。

    他们二位在新文学的萌发时代，为介绍俄国作品，——如托尔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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