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历代叙跋辑录

武、成、康之风，其未坠乎！至于字画，则、，可以识蝌蚪之旧；国名则重、韩，可以补姓氏之阙。用广见闻，兼资游览，所得多矣。衡闭户寡徒，自惭褦襶，略为诠释，以遣居诸。较之洪本，少有异同；实于郭注，多所补正。爰祖录一过，置之几案。俟经塗乙，再为削稿。

    道光十一年辛卯春三月望日，江都陈逢衡书于三祝庵太平巷之新宅。

    《复校穆天子传》序

    ［清］翟云升

    《穆传》之在汲冢也已有折坏，复为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遂至简烬札断，时日事迹多不相属。然景纯作注之时，抱残守缺，犹为旧观。后魏以来，见于援引者渐有不同，注亦互异。今世所行，盖元季刘都事贞本，而久失其真者也。自前明逮我朝校是书者，不下十家，传钞翻刻又各有舛错，甚至不可句读。余不自揣，复核之。于诸本中从其一，是兼采檀氏萃疏，参附管见，以成此编。业付梓矣，而审视仍多未合，且有刊刻之误，未及检者并剔改如左。岂易复郭氏之初，庶与都事本不甚相远。惟是竹书古文，晋武付秘书以今文写之，以隶破篆，笔迹诡奇，展转致讹，寖用歧出，无从是正。兹取诸家传本与载在字书者，从其同而附其异。乌乎，其荒邈矣哉！

    道光十二年夏五月，东莱翟云升书于《五经藏遍斋》。

    《穆天子传补释》序

    刘师培

    《隋书·经籍志》起居注类载：“《穆天子传》六卷。”注云：“汲冢书，郭璞注。”新、旧《唐书》均同。《晋书·束晳传》则谓此书五卷，卷末乃杂书十九篇之一。盖五卷为汲冢旧简本，末卷则校者以杂书并入也。此书虽出晋初，然地名符于《山海经》，人名若孔牙、耿翛均见于《书序》。所载宾祭、礼仪、器物亦与《周官礼》、古《礼经》相符，则非后人造之书矣。考穆王宾于西王母，其事具载《列子》，马迁修史亦著其文。虽所至之地均今葱岭绝西，然证以《山海经》诸编，则古贤遗裔恒宅西陲，西周以前往来互达。穆王西征，盖亦率行轩辕、大禹之轨耳，不得泥博望以前西域未通之说也。此书字多古文，钞胥复多舛捝，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谓转写益误，殆不可读。明人所刊校雠益疏，近人檀萃、徐文靖、陈逢衡均注此书，然均泛乱无纪。檀本增补字句尤为蔑古，惟洪、翟所校为差善，孙诒让《札迻》刊校义若干条，亦均精审。师培幼治此书，病昔治此书者率昧考地，因以今地考古名，互相证验，古义古字亦稍阐发，成书一卷，题曰《补释》。惟书中古字率多未详，又卷三“世民之子”，亦深思而昧其解。世有善思误书之士，尚其阐此蕴义乎！

    己酉正月，刘师培序。

    《穆天子传考》绪言

    （日）小川琢治

    昨年在《内滕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曾撰《北支那先秦蕃族考》一篇，举《逸周书·王会篇》所载蕃族之位置而决定之。其所取材，是参照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穆天子传》。因注意于《穆天子传》，为周代地理最重要文献之一。今兹夏假约十月间，就于此书内容而述考核所得，以为《狩野博士还历纪念集》之一篇焉。

    此书与《山海经》均未被先秦以后儒家之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因此书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之王者与围绕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状态，颇能忠实。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达于如何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一书，尚未有信凭之文献。如三《礼》之书，是限于儒家范畴，其内容实质，乃依于此书所记载而成具体的。其为研究三代文化之重要书，固不待言。故我之主眼在历史地理方面之外，当在此方面研究者颇多。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自序（节略）

    顾实

    民国初元壬子，余在本省某师范学校教授本国史，慨上古史之多阙而注意于《山海经》、《穆天子传》二书，多所考证。癸卯之役，余走日本。甲寅、乙卯暑假之暇，著《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一书。原稿曾呈先总理孙公披览笔削，允为题序行世，以发扬吾民族之光荣。时余犹以书未完成，不果请，迄今追思而不可复得也。丙辰，亡友许指严国英先生得余稿，为刻于北平之宣南译社。辛酉，张慰西相文先生再刻于《舆地学会》之《地学杂志》第十二年第六、七合期，第八、第九期中。癸亥，余三刻于国立东南大学之《国学丛刊》第一卷第四期中。戊辰，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二载，余为沪上某大学讲授本国文化史，又增搜材料，改纂《讲疏》，更名曰《穆天子传西征讲疏》。此余书命名之变迁也。

    〔略〕

    余幼慕先宗人景范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故究心于古今地理沿革。其后习东西洋史，又探究西北地理，故余著《今地考》时，颇多切实之发见。兹更为《讲疏》，尽取《穆天子传》前四卷，字栉句比而求之，爬梳剔辞，无微不至。夫然后尽量发见其内容，果何如者？则即发见上古我民族在人文上之尊严，与在地理上之广远，均极乎隆古人类国家之所未有，可不谓曰我民族无上光荣之历史哉！

    其他一切姑措勿论，即周穆王西征，名为游行，而其实如何者？当西纪元前九百八十九年，穆王不径自西周直往西方，而必由宗周洛邑，逾黄河而北出雁门关，入河宗之邦。得河伯为先导，相与偕行。乃遂逾昆仑而至西王母之邦，无非沿途抚辑华戎，所至赏赐无算。其征供食于诸部落，殆无一不受《周礼》之支配。终乃取鸟羽于西北大旷原而还。西北大旷原者，位于中国西北，而即今欧洲之大平原也。是中国文化之西流也，猎鸟而不猎人也。后六百余年而有希腊（Hellas）亚历山大（Alexandros）之东征。然亚历山大破灭波斯（Persia）、印度（India）、巴比仑（Babylonia）、埃及（Egypt）诸邦，是西方文化之东渐也，原始即已猎人而不猎鸟也。然则东西文化最初之出发点，早已歧异不同如此。假定东方为猎鸟主义、和平主义，而亦人道主义也。西方为猎人主义、战争主义，而亦人权主义也。〔略〕

    〔略〕穆天子所见之西王母，即穆天子之女建邦于西方者，在今波斯之第希兰（Tehelan）附近。故穆天子也，西王母也，皆我民族上古男女有至伟大活动之能力者也。此能力精神千古万古不可磨灭。故《穆天子传》一书，埋于汲冢而出于晋，晋后莫之识，及余而为之疏通证明，要所谓天幸者。岂非吾民族之精神历劫不磨，而终将复兴之明征哉？〔略〕

    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孟夏武进顾实自序于新都南京之穆天寄庐。

    （以上皆转引自王贻樑、陈建敏《穆天子传汇校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