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病中赠张十八》之类，使人读之，有如攀登一线直上的险峰，喘不过气来，偏又没有一处可以停步换气。而一些短篇古诗，一篇之中，偏偏多次转韵，而且避免四句一转，故意转得参差错落。例如《三星行》、《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之类，使人读之，好像走着一条十步九曲的小道，总不能潇潇洒洒地走，放开大步地走。

    通常含贬义的所谓“韩愈以文为诗”，还包括“以议论为诗”的意思。韩诗中议论的成分确实不少，从艺术上看，未必都是不好的，其实往往倒是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例如《荐士》一篇，全是议论：前半概论中国诗歌史，高瞻远瞩，显然深受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一的影响。后半接连用了许多比喻，把贤士要有人提携和进贤要抓紧时间的道理，从各方面说得透而又透。《诗经》的“六义”中原有“比”，那是“以彼物喻此物也”。韩愈在诗中很会运用那种“比”，例如《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又连用十四个叠字，就是大规模地用种种形象来比喻南山。又如《听颖师弹琴》，以种种形象来比喻琴声，也成了公认的名篇。但韩愈独特的创造，尤在于用一连串的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种手法，除上述《荐士》诗外，又如《送区弘南归》、《孟东野失子》等其他好多诗篇中都用过。这是遥承先秦诸子寓言的遗风，特别是近接汉、晋“连珠”的“必假喻以达其旨”、“欲使历历如贯珠”的传统。这样的发议论，表现了诗人的胸襟和机智，形成高远的美，明彻的美，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的美，又岂是局限于“形象思维”所能达到的呢？

    五

    以上说的，可以综合为两句话：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就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分寸都很不好掌握；过一点，差一点，可能就只剩下了“非诗”和“不美”。韩愈自己，就并不总是成功的。

    韩诗中散文化的字句篇章，有些实在流于拙劣。例如，《双鸟诗》中的“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路傍堠》中的“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简直不知所云。又如《别鹄操》中的“江汉水之大，鹄身鸟之微”，这两个“之”字加得实在无必要，只能使语气缓弱，前代评论者早有人指出了。

    韩诗失败之处，更多的是由于没有掌握好“狠重奇险”的分寸。诗人韩愈原也能够出色地写出种种传统的美，如自然情韵，清润华腴，一气清空，淡朴深挚，和平冲淡，秀丽明媚，艳冶缠绵，等等。他的好诗，往往是把“狠重奇险”之美同其他的美调融起来。例如《感春三首》其三中的“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形容美人的明眸而用上了“刺剑戟”的形象，这是在传统的艳冶之美中，融入了“狠重奇险”的成分。《南山诗》虽然通首都是“狠重奇险”，其中却也有“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这样绝世丰神的丽句，也有“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这样幽微深细的描写。又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一首，前半是游青龙寺，描写柿叶柿实的一片彤红，用了“赫赫炎官张火伞”和“金乌下啄赪虬卵”这样一些十分“狠重奇险”的比喻；后半是赠崔大，却说道：“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又说道：“须知节候即风寒，幸及亭午犹妍暖。”评论家们一致推崇这些诗句逸趣飘然，下句轻圆，意境闲远。整个这首诗，就是从“狠重奇险”之美，自然地转入清逸闲远之美，使两种美互相调剂，互相映照。有的评论者甚至推崇这首诗为韩愈的七言古诗中的第一。

    相反地，如果“狠重奇险”之美不与他种美相调剂，单独过分发展，就往往过了“美”的界限，成为“恶态”，甚至成为“杀气”。韩诗中确有一些这种败笔。例如，嘲笑别人鼾声之大，比喻为彭越、英布的“呼冤受葅醢”[27]之声，虽是开玩笑，实在是恶态，并且已经有了杀气。又如《月蚀》诗中要杀蛙，要钻龟；《题炭谷湫祠堂》中要屠龙，《叉鱼招张功曹》中描写叉鱼的情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诗人似乎对于屠杀、流血有一种特别的欣赏。一到诗人自己真有了杀人之权，就更加可怕。他做河南县令时，卢仝来控告一个隔墙恶少，事情不过是“每骑屋山下窥瞰”而已，韩愈就想到“操权不用欲何俟”，打算“尽取鼠辈尸诸市”[28]了。登峰造极的自然还是《元和圣德诗》，有一大段津津有味地描写刘失败被俘以后，凌迟灭族，刑场上如何屠戮妇孺，如何尸骸堆积，最后对刘如何挥刀碎割的详情，这是恶性地追求“狠重奇险”，成了赤裸裸的刽子手文学。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艺术上没有掌握好分寸的缘故。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褊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中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褊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中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次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他在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诗中说道：“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竟然把谋反篡位的大罪名硬加在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过去的评论者对这样的诗句都看不下去，例如何焯评云：“二连过矣，有伤诗教。”又云：“叔文欲夺中人兵柄还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锡’‘天位’等语，直欲坐之以反，公于是失大人长者之度矣。”其实，谋反篡位，正是凌迟灭族的罪名。韩愈写这几句诗的时候，就是希望看到王叔文集团像刘一样的下场，又岂止“失大人长者之度”而已呢？

    当然，韩诗中求“狠重奇险”而失之太过的地方，不能说都是直接由于利禄之情，恩仇之念，置人死地的怨毒之心；但是，有这样的气质，习惯于这样的精神状态的诗人，又在艺术上追求“狠重奇险”之美，是容易失之太过的。文学家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未必容易察觉；只有气质和精神状态，往往流露在作品中而不可掩。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早有指出过这一点的，这是相当有道理的。

    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中国古代大作家当中，韩愈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一个，这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六

    但是，解放以后，整理出版韩愈的各种选集和全集，又列入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计划；陈迩冬同志的这部《韩愈诗选》，就是二十年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选注的。这是因为，解放以后，大家学了马克思主义，会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对韩愈这样的古代作家，既看到他的气质精神上的庸俗性、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专制主义倾向，又看到他的博学高才，看到他在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然而，历史又毕竟不是直线的。这部《韩愈诗选》的成稿，在出版社一压就是二十年，现在才终于能够出版（不久以前出版的童第德先生选注的《韩愈文选》，也是二十年前就交了稿，出版时选注者已经逝世）。陈迩冬同志由于年龄和疾病的缘故，已经无力来写这篇序言，却把这副担子加到我肩上来了。

    我对韩愈素来没有研究，陈迩冬同志并非不知道。他一定要我来写这篇序，是因为我们平日闲谈时，有一些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我们都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但极盛之后，正是难以为继之时，如果没有宋诗这一大变化，中国诗就会停滞，槁死。宋诗的总的成就，有人认为不亚于唐诗，有人认为不及唐诗。即使它不及唐诗，它也是发展，是生命，否则就是停滞和槁死。当问题是这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候，发展和生命是第一义的，发展得高些还是低些，则是第二义的。谈中国诗史，唐诗以后，赞也要赞宋诗，骂也要骂宋诗，总之绕不开它；而元诗和明诗，基本上因袭唐诗，就完全可以略过不提。此中消息，值得深思。

    我们都认为，杜甫于集大成之中，已经兼有继往和开来两个方面。韩愈正是专门把杜甫的开来的方面，更突出地加以发展。他实在是宋诗的先驱者，因此也就是在李杜之后的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把中国诗继续推向前进的人。

    我们都认为，韩愈并非孤立的一个人。在他的周围，还有孟郊、贾岛、卢仝、张籍……这样一个诗人之群。这些诗人的境界和风格各不一样，成就也各有高低，但是，他们隐隐然有共同的东西，就是都在探索某种“不美之美”和“非诗之诗”；卢仝的怪异，张籍的古淡，以及通常所谓“郊寒岛瘦”，都是探索的结果。所以，韩愈的时代，就是唐诗自身在求变、求新、求否定自己，来为宋诗那个大变化开辟道路的时代，韩愈就是这个时代要求的完满的体现者。

    我们都认为，诗人韩愈对后来者的影响和启发，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李贺亲及韩门，受的影响最大。李贺诗中好用刮、轧、割、拗……这些动词，好以金、铜、玻璃、琥珀……这些坚硬沉重之物为喻，着力塑造“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这一类的带有“蛮风”和“血丝”的美，有现成轻艳字面可用之处却偏偏换上词感庄重的字面，如“夫人飞入琼瑶台”，诸如此类，都是直接来自韩愈。李商隐又从李贺的路上稍稍转了一个弯，把李贺惯用的“生色”换成调过的“熟色”，把李贺的大块镶嵌换成细丝刺绣；但是，他的《韩碑》一首，表明了他在学诗的道路上，对韩诗下过多大的临摹功夫。中晚唐这两个大诗人，可以说就是韩愈的一传再传弟子。到了宋代，欧阳修首先高举起韩愈的旗帜，诗和文都专学韩愈的“文从字顺”的一面。苏轼则被后代评论家称为“韩潮苏海”，说明他的诗和文都在铺陈排比这一点上与韩愈相通；特别是运用比喻来状物说理，纵横历乱，千变万化，更是把韩愈所开创的突破“形象思维”、进入历史的宏观和人生的探索之美发挥尽致。江西诗派奉为宗主的黄庭坚，在诗境上力探“不美之美”，在诗格上追求“非诗之诗”，都完全同韩愈一样，不过把韩愈的“雄奇”换成“清奇”，把韩愈的“粗砂大石”换成“紧筋硬骨”罢了。

    我们都认为，任何发展过程，都是肯定和否定的过程，异化和同化的过程。就中国诗而论，从《诗经》、《楚辞》到艾青、田间，始终是诗，越来越是诗，这就是不断的自体肯定。由风骚而汉魏，而六朝，而三唐，而两宋，而词曲，终于新诗代替了旧诗，这又是不断的自体否定。一方面，一代之诗，成就越高，对后世的影响越大，因袭模仿就越多，这是诗不断地化为“非诗”，必须清除这些“非诗”，发展才能继续，这就是不断地自体异化。另一方面，每一代之诗，都必须突破上一代的诗境诗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不美”的东西变为“不美之美”，把上一代尚被认为“非诗”的东西变为“非诗之诗”，这才能不断扩张诗的国土，这就是不断的异体同化。应该从这个规律的深度，来认识韩愈在中国诗史上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来体会苏轼的几句深有见地的话：“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七

    我毕竟对韩诗素无研究，平日闲谈泛论不难，真要提笔写序却并非容易的事。我只好拿了韩诗来读。读的当然不仅是陈迩冬同志这个选本，而是全部韩诗；但这个选本对于我的理解韩诗，却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这是精选之本。现存韩诗约近四百首，这里选了九十馀首，入选比例约为四分之一。说它精，并不是精在数量上，而是指所选的绝大部分是古体诗，近体只是略举一斑而已，这就比较精确地反映了韩诗的艺术成就的特点。诗人韩愈毕生用力，主要也是在古体诗方面。读这个选本的读者，可以相信韩诗精华，尽在于此了。

    其次，这是谈艺之书。陈迩冬同志自己是诗人，有创作经验，又善于谈艺。他选注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即以善于谈艺，久已著闻于读书界。现在这本《韩愈诗选》，仍然有这个特色。有时在题解中，解释全诗的风格与艺术，例如《谢自然诗》、《雉带箭》、《山石》、《落齿》、《石鼓歌》等篇的题解，都是要言不烦，而给读者的启发很大。有时只就某一句，例如《荐士》篇中“子昂始高蹈”句，《送无本师归范阳》中“注视首不”句和“往往造平澹”句，《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飞雨白日洒洛阳”句，稍一指点，便使读者有“会心不远”之感。

    第三，释事而又不忘义。“释事忘义”是旧时许多注解的通病。这里却把二者结合得很好。释事方面有一个特点，就是选注者对于古文物有广博的知识，所以，例如《谢自然诗》中注“象物知神奸”，《荐士》诗中注“珪瑁”，《石鼓歌》题解中叙石鼓，都能谈得生动明确，亲切有味。尤其是有关唐代社会风习的名物，注释每有创见。例如，《盆池》中注出唐代已有养金鱼之事，而一般人认为南宋才有。又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注出，打马球的技艺，唐代已由波斯传来，而他处未见人说起。释义的方面，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一些适应诗的格律而不得不有些特殊的造句，时时注意疏解。例如《嗟哉董生行》中“或山于樵，或水于渔”句，《湘中酬张十一功曹》中“今日岭猿兼越鸟，可怜同听不知愁”句，都是读者易于误解，或易于似懂非懂地过去，而一经指点，涣然冰释，方知这样的疏解确不可少。

    第四，注解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每每能兼顾与此有关的韩愈的其他作品。例如，注《杂诗》“古言自包缠”句，而引及《施先生墓铭》中的“古圣人言，其旨密微”句；在《嗟哉董生行》的题解中，论及《送董邵南序》；乃至兼顾他人的有关作品，例如注《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诡怪相披猖”句，而引及杜甫“飞扬跋扈为谁雄”句；注《荐士》“酸寒溧阳尉”句，而引及刘叉句：这些旁征博引，都能帮助读者观其会通，加深理解，扩大眼界。

    过去有“五百家注韩”之说，上面说的注解中的优点，当然有些是吸取旧注而来的。而这也就是这个选注本的又一优点，就是旧注的精华，也有不少总结在这里了。

    我在本文第一至第五节中所说的，都是这次读韩诗的一些领会，也是从过去与陈迩冬同志的交谈以及现在读他这个选注本当中得到启发的。如果所见尚非大谬，有一二可取，我就敢于凭着这一点，向读者推荐这本《韩愈诗选》，相信广大读者从中会比我获得更多的益处。

    舒芜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

    于北京天问楼

    * * *

    [1] 《送文畅师北游》。

    [2] 《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

    [3] 《孟东野失子》。

    [4]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5] 《郑群赠簟》。

    [6] 《县斋有怀》。

    [7] 《落齿》。

    [8] 《寄崔二十六立之》。

    [9] 《感春》其二。

    [10] 《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11] 《答柳柳州食虾蟆》。

    [12] 《题张十八所居》。

    [13] 《赠侯喜》。

    [14] 《赠侯喜》。

    [15] 《赠侯喜》。

    [16] 《赠侯喜》。

    [17] 《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

    [18] 《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19]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20] 《苦寒》。

    [21] 《寄崔二十六立之》。

    [22] 《李花赠张十一署》。

    [23] 《落齿》。

    [24] 《寄卢仝》。

    [25] 《咏雪赠张籍》。

    [26] 《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

    [27] 《嘲鼾睡》。这一首是集外诗，过去已有人怀疑它是否韩愈所作。但大致看来，仍与韩愈的作风相近。

    [28] 《寄卢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