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争吵

    邓秀梅足日足夜忙着开会和谈话，没有功夫回面胡家吃饭，总是在乡政府隔壁老龙家，随便用点家常饭。老龙婆婆看见她是上头派来的，人又和气，有一回给她蒸了一碗蛋，她不肯吃，并且说道：“我喜欢吃你们的擦菜子，擦芋荷叶子[1]，酸酸的，很送饭。你们要特别搞菜，我反而不爱，不得吃的。”老龙婆婆听她说得明白和恳切，也就依直。她来吃饭，有什么，吃什么，再不额外添菜了。

    邓秀梅每天回寓，常在深夜。从乡政府到亭面胡家，虽说不到两里路，但有一段山边路，还要翻越一个小山坡。坡肚里有座独立的小茅屋，住着一个被管制分子。夜深人静，她一个人独来独往，李主席有点不放心。他又告诉她，有年落大雪，坡里发现一些碗[2]粗细的老虎的脚印。坏蛋，老虎，都有可能从山上冲出，扑到她身上，伤她的性命。李主席劝她还是住在乡政府。

    “我回去住。”他说，“把这房间腾给你。”

    “你住回去，不是也要赶夜路？”邓秀梅反问。

    “我家隔得近，又不要过山。”

    邓秀梅默了默神，还是打定主意住在老百姓家里，彻底地做到三同一片[3]。她说：

    “你不要操心，还是让我住在盛家吧。至于赶夜路，我有手枪，不怕。”

    这时也在旁边的盛清明笑了起来说：

    “手枪不能打老虎，也很难对付坏蛋。这样吧，秀梅同志，我们每夜派民兵送你。”

    “莫该你们的民兵都不怕？”

    “他们怕什么？乡里人都搞惯了。”

    “他们搞得惯，我也搞得惯。”

    心性要强的邓秀梅谢绝了民兵护送的提议。每天深夜里，她从这条必须爬山过岭的路上，至少走一回，走时不觉得，等回到寓所，闩上房门，熄了油灯，困在床上，把头蒙在被窝里，想起这段路，不免稍微有一点心怯。但是她始终不开口要人，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走夜路，打个火把就不怕老虫。”有一回，亭面胡这样忠告她。

    “为什么？”邓秀梅偏起脑壳问。

    “老虫怕火烧胡子，远远望见火把光，就会躲开你。”

    “你亲眼见过？”邓秀梅笑笑问他。

    “没有，听人说的。”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人说的靠不住。”

    这个心性高强的女子，每天深夜里，有时亮起手电筒，有时手电也不打，一个人在这空寂无人的山野间来往。普山普岭的茶子花香气，越到夜深，越加浓郁。

    入乡后的第五天傍晚，做完了一天的工作，邓秀梅回到住处，洗了一个脸，换了一身衣，从从容容在亭面胡家吃饭。忽然，他们听见，对门山上，有个女子的尖声拉气的叫唤，由喇叭筒传来。她号召互助组员和周围的单干，当天夜里到乡政府去开群众会。邓秀梅放下碗筷，含笑问面胡：

    “老盛你去不去呀？”

    “也想去听听。”亭面胡说。

    “你一家人都去吧，今夜里的会很重要。”

    “我一个人去行了。”

    亭面胡本来不喜欢开会。平素日子，碰到联组或互助组的什么会，他总是派遣他的二崽学文做他的全权代表。大懒使小懒，学文有时自己也不去，转派妹妹满姐做他的代表。满姐平常要求乞哥哥指点功课，只好去为他效劳。其实，这个差使，对她不算太劳碌。她一到会场，就拣一个灯光暗淡的合适的角落，背靠板壁打瞌睡，她常常睡得跟在家里床上一样地酣甜。

    这一回，亭面胡听了村里的合作化宣传，又碍着邓秀梅的面子，决计亲自出马了。

    吃了饭，坐在灶脚底，抽完一壶烟，亭面胡才从从容容，点亮一个焦干的杉木皮火把，臂膀下面夹着他的那根长长的油实竹烟袋，随邓秀梅一起，往乡政府走去。一路上，邓秀梅转弯抹角，探寻面胡对于合作化的心里的本意。扯了一阵，他说：

    “大家都说好，我也不能另外一条筋，讲一个‘不’字。”

    “你仔细想过没有？”

    “政府做了主，还要我们想？”

    “将来要是吃了亏，怎么办呢？”邓秀梅故意逗他用心想一想。

    “吃得亏的是好人。在旧社会，哪一个没吃过大亏？比起从前，如今吃点亏，不算亏了。”

    “我看你婆婆有点不赞成入社。”邓秀梅转了话题。

    “由得她吗？”

    “你家里的事好像都由她做主。”

    “家务事由她，大事不由她。我入了社，她不入，看她那份田靠哪个去作？”

    “靠你二崽。”

    “靠他？你不要把作田看得容易了。你晓得谢庆元吗？”

    “他怎么样？”邓秀梅一有机会，就对于村里的任何干部进行了解。

    “讲作田，他算得一角，田里功夫，样样都来得。有一年，他在华容一个地主家里当作头司务[4]。东家看见他门门里手，心里欢喜。有天他正要用牛，少个牛攀颈[5]，去问东家要。那个狗婆养的财主冷笑一声说：‘这倒时兴了，你问我要，我问哪个去要呀？’当天就打发他走了。老谢这家伙称一世英雄，叫人拿个牛攀颈卡得挪都挪不得。他不会织牛攀颈，人家就叫他铺盖吊颈。”

    一路说着话，他们不知不觉到了乡政府。

    一进大门，亭面胡自去寻熟人，抽烟、闲扯、打瞌。邓秀梅找着刘雨生和陈大春，进到李主席房里，商量会议的开法。李主席本人到下村掌握会议去了。

    过了九点，互助组的八户到齐了，除这以外，来了二十一家单干户，有现贫农，新老下中农，也有新老上中农。全体到会的，一共是二十九户。看见该来的人都到了，刘雨生把大家叫进厢房。这位单单瘦瘦的青皮后生子，站在桌边，背着灯光，面向人群，从从容容做报告。他没有稿子，也不拿本本，却把邓秀梅和李主席在支部会和代表会上的讲话，传达得一清二楚。

    解放前，刘雨生家里顶穷。他只读得两年私塾。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现贫农；或者用亭面胡的话来说：“是一个角色”。他的记性非常好。开会时，他不记笔记，全靠心记。开完了会，他能把他听到的报告大致不差地传达给人家。许他发挥时，他就举些本地的例子，讲得具体而生动，非常投合群众的口味。

    刘雨生的互助组的八户人家和周围单干的家底，人口和田土，以至这些田土的丘名、亩级[6]和产量，他都背得熟历历。他出生在这块地方，又在这里作了十六年的田。村里的每一块山场，每一丘田，每一条田塍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都清楚。他是清溪乡的一本活的田亩册。

    他为人和睦，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

    但是，刘雨生所走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且也并不平坦。村里组织互助组时，他是组长之一。那时候，唤人开个会，都很困难，他要挨门挨户去劝说，好像讨账。他的堂客张桂贞是个只图享福的，小巧精致的女子，看见丈夫当了互助组组长，时常误工，就绞着他吵，要他丢开这个背时壳。他自己心里对互助合作，也有点犹豫。互助组到底好不好？他还没有想清楚。

    如今，上级忽然派个邓秀梅来了，说是要办社。他心里想，组还没搞好，怎么办社呢？不积极吧，怕挨批评，说他不像个党员，而且自己心里也不安；要是积极呢，又怕选为社主任，会更耽误工夫，张桂贞会吵得更加厉害，说不定还会闹翻。想起这些，想起他的相当标致的堂客，会要离开他，他不由得心灰意冷，打算缩脚了。

    “你是共产党员吗？”他的心里有个严厉的声音，责问自己，“入党时节的宣誓，你忘记了吗？”

    开支部会时，听了邓秀梅的报告，刘雨生回到家里，困在床上，睁开眼睛，翻来覆去，想了一通宵。一直到早晨，他的主意才打定。他想清了：“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

    从那以后，他一心一意，参与了合作化运动。张桂贞看他全然不问家里的冷暖，时常整天不落屋，柴不砍，水也不挑了，只想发躁气，跟他吵闹。刘雨生每天回来都很晚，吃了饭就上床睡了，使她根本没有吵架的机会。开这群众会的头一天晚上，刘雨生回家，发现灶上锅里，既没有菜，也没有饭，张桂贞本意是要激起他吵的，但他也没有做声，拿灯照照，看见米桶是空的，就忍饥挨饿，吹熄灯睡了。张桂贞翻了一个身，满含怨意地说道：

    “你呀，哼，心上还有家？”

    第二天，也就是开这会的同一天的上半日，张桂贞从床上起来，招呼孩子穿好衣服，牵着他走到邻舍家，借了三升米，回来煮了，又炒了一碗韭菜拌鸡蛋，一碗擦菜子，侍候刘雨生和他的孩子，吃了早饭。刘雨生心里有一点诧异：“她今天为什么这样好了，不声不响地，还炒一碗蛋？”

    洗好碗筷，张桂贞用抹胸子擦了擦手，坐在饭桌边，瞅着坐在对面抽烟的刘雨生，露出有话要说，不好启齿的样子，隔了一阵，才说：

    “今天是我妈妈的阴生，我要回家去看看。”

    “阴生何必回去呢？人又不在了。”刘雨生抬起眼睛，看着她，本本真真地说道。

    “不，我要回去，”张桂贞凄怆地说，低下脑壳，扯起抹胸子的边边，擦擦眼睛，又说：“我要抱住老人家的灵牌子，告诉老人家，她女儿的命好苦啊……”她泣不成声。

    刘雨生晓得她的回家的意思了，竭力地忍住眼泪。他晓得，事情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除非他退坡。对于他这样的共产党员退坡是办不到的。隔了一阵，他问：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我先带回去。”

    就在这天，张桂贞带着她的三岁的孩子，回到了娘家，找哥嫂商量去了。她的娘家，就在本乡。她父母双亡，娘家的人只有大哥和大嫂。她的大哥张桂秋，人生得矮小，人都叫他秋丝瓜，解放以前，他是个兵痞，家里也穷。土改时，划作贫农，如今成了上中农。他一心一意，盘算要把他久想离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给他当跳板，好让他往城里发展。

    虽说眼看要遭遇不幸，他喜欢的儿子要遭到他们的婚变的影响，但刘雨生还是忍着心痛，出席和主持了晚上的会议，并且平平静静地做了报告。在灯光下面，人们看得出，他的脸上有愁云，眼睛含着沉郁凄楚的神色。

    “他心里好像有事。”亭面胡旁边有一个人低低地说。

    亭面胡并非精细一流的人物，平常对自己马马虎虎，对人家也谈不上细致，但经人说破，他也看出了，刘雨生显出没有精神，大有心事的样子。

    “准是他的堂客又跟他吵了。”面胡身边那个人又低声地说。

    “这号没得用的堂客，要是落在我手里，早拿烟壶脑壳挖死了！”面胡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烟壶脑壳在高凳脚上磕得嘣咚嘣咚响，好像高凳的脚就是张桂贞的脚一样。

    “你这是二十五里骂知县，她人不在这里，落得你吹牛。当了她的面，你敢说她一个不字，算你有狠。”

    “你敢赌啵？”

    面胡正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一个短小单瘦的中年人来了。刘雨生的报告顿了一顿，手也好像轻轻抖动了。他的眼睛有意避开不看这个进来的男子。

    “那是哪一个？”桌子边上，邓秀梅小声地问陈大春。

    “那是雨胡子的大舅子，张桂秋，小名秋丝瓜。”陈大春说，声音也没有平常粗大。

    稍稍打了一阵顿，刘雨生忍住心里的凄楚，继续做他的报告。他说起了农业社的优越性，又谈到将来，乡里要把有一些田塍通开，小丘改成大丘；所有的田，除缺水的干鱼子脑壳，都插双季稻；按照土地的质量，肯长什么，就种什么，有的插稻谷，有的秧豆子，有的贴黄麻，有的种瓜菜。

    听到刘雨生说起这些具体的作田的事，大家都用心地听。刘雨生的心也轻快一些了。

    亭面胡没有用心听报告。他时常站起，把烟袋伸到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的口上，接火吧烟。他把灯光吸得一闪一闪，一阴一亮的。抽完一袋烟，他精神来了，就跟邻坐议论今年的小麦，又扯到入冬打雷的这事，他说：“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开春要小心牛病。”等等。他只顾扯谈，完全不守会场的规矩。

    休息时节，刘雨生和张桂秋，彼此都不打招呼。他们过去虽说是郎舅至亲，因为性格不一样，思想是两路，平常见了面，也是言和意不和。如今，张桂贞回了娘家，意在离婚，他们两个更不讲话了。邓秀梅冷眼观场，看见秋丝瓜离开大家远远的，背脊靠在板壁上，正跟一个头戴毡帽的青年悄悄弄弄地谈话。她问刘雨生：

    “那个戴毡帽的后生子是哪一个？”

    “他叫符贱庚。”刘雨生低低地说。

    “小名符癞子，又叫竹脑壳。”陈大春补充说道。

    “怎么叫做竹脑壳？”邓秀梅笑了。

    “因为他凡事听别人调摆，跟竹子一样，脑壳里头是空的。”

    邓秀梅的凝视的眼光，精灵的秋丝...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