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题

    《文史通义》何谓也？曰：章氏著书以明“文史通”之义云尔。《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夫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通横》。）朱筠尝谓人言：“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顾章氏以为朱氏言通，盖扩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则高明者驰骛于浩博难整之数而无所得；中人以下，又谓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诣，非常人所可几及，而自安固陋以为当然。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说，适足为学者患！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后之学者不知用其资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尧舜之所不知不能，则求通而骛于其名之过也！古人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汉初儒者学守专经，言无旁出，推而及于当世，卓然见其本末；儒效于是见矣！元成而后，学者旁通曲究，不专一家之言，其业可谓富矣！而儒术之显，乃转不如汉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观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林秀才书》。）章氏之于史学，盖有天授；独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见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书阐明其义焉尔！故题目之曰《文史通义》也。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义则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昔曹子建自谓辞赋小道，而欲采庶官实录，辨时俗得失，成一家言。韩退之自谓记事提要，纂言钩玄，而正言其志，则欲求国家遗事，考贤人哲士终始，作唐一经。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郦食其请立六国之后，时势不同楚汉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犹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志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人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至于传记碑碣之文，与哀诔策诰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辞，或书具官，或书某官，而不载其何官；或书某某，而不载其何名何姓；或书年月日，或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载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为史裁，则空著其文，将以何所用也！传录者或以为无关文义，略而不书；则不知录其文将何所取也？凡此诸弊，皆是偏重文辞，不求事实之过。（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

    斯则不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而工叙事者，不必即工为史之志传。记叙之文，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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