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张勋回到南河沿住宅，已近黄昏，但贺客盈门，一直在等他。门上却照旧传呼：“大帅回府。”这个称呼也不错，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大帅”。

    撇却那一班贺客不顾，张勋直奔上房，还来不及坐下，便喊：“找李统领、刘秘书、许秘书！”

    李庆璋、刘文揆、许造时三人，不但早已松绑，事实上且已各归私室。不过不便离开张家，免得要“应卯”时，找不到人，连累卫士。此时一呼皆至，静候发落。

    “你们自己说，要做什么官？”张勋两手叉腰，虽然穿了袍褂，依旧是穿军服的姿态。

    三个人面面相觑，颇有受宠若惊之色。李庆璋比较机警，当即答说：“大帅栽培！派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好了。”

    张勋想了一下说：“现在巡抚都派了，藩司还没有派，你给曹仲珊去帮忙好了。”

    曹仲珊就是曹锟，以直隶督军改为“直隶巡抚”，说“给曹仲珊去帮忙”，就上文合着，是派为直隶藩司。李庆璋也不知道能不能到任，姑且先谢了委再说，当下屈膝打个千说：“多谢大帅！”

    对于刘文揆，有警告勿割电线那一段“忠爱”的表现，张勋已胸有成竹。倪嗣冲是最初共事之人，理当大用，预备内召他来当“议政大臣”，所空出来的缺，不妨就由刘文揆去补。

    “就在这两天，我要调倪丹忱进京，你去接他的巡抚。”

    刘文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居然会成为“封疆大吏”。不过，他倒真的是爱护张勋，心想，连报贩都知道这个局面不过维持几天，打此刻起，就要替张勋筹划退步。现在多一样更张，将来就多一样麻烦。安徽是倪嗣冲的基本地盘，内召的命令一下，再由他去接“安徽巡抚”，极可能引起倪嗣冲的误会，以为在夺他的地盘。而况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容他走马上任的，这种无益有害的“空头人情”，他不宜领，张勋亦不宜送。

    于是他慢吞吞地答说：“自顾才短，当巡抚还不够资格。听说两淮盐运使，一年可以进账十万，大帅要提拔我，不如给我这个名义。”

    “好！”张勋一口应承，“等倪丹忱进了京，我来跟他商量。两淮如果不行，到长芦也是一样。”

    “长芦盐运使要跟北方有渊源的，才干得下来。”刘文揆又说，“反正大帅这一阵子也不能少人，我的事慢慢再说好了。”

    正谈到这里，门上递进来一个名帖说道：“李总理带着大少爷来了。”

    “现在哪里还有总理？”说着看那名帖上写的是“世愚弟李经羲率子国钧拜”，便又问道：“李九大人有没有说为什么来看我？”

    “说是来请求大帅保护。”

    “我怎么能保护他！”张勋挥挥手说，“挡驾。”

    李经羲碰了钉子，还想看看风色，倒是他的长子李国钧，比较有识见，说张勋绝不能成大事，而且很可能会引起战祸。危邦不居，速走为妙。

    于是第二天一早，李经羲父子仓皇出京。其时正是“新贵”趋宫门谢恩之时，最早的是张镇芳，递了“恭谢天恩”的折子，随即到财政部去上任。

    李经羲逃走了，张镇芳的“十天之内一定要抓财政的印把子”这句豪语提前兑了现，自然得意非凡。到得财政部大门，首先是将随车带来的一方新招牌————“度支部”，挂了起来。总务司长在前一天就接到了通知，照红单子所开列的条款办事，在交叉的黄龙旗下，悬起一挂五千响的鞭炮，当挂招牌时，开始燃点，一时“噼噼啪啪”，硝烟弥漫，过往行人车辆，尽皆停住，先看一看热闹。张镇芳扬着脸站在那里，手拈一挂三千元新买的奇南香朝珠，自觉有南面王不易之乐。

    鞭炮放毕，僚属“做此官、行此礼”，从大门口站班站到大堂上，但服饰各异：总务司长照前清各部郎中的品级，着的是五品服色的公服；此外，有人戴一顶纬帽，有人长袍马褂，有人西装革履，形形色色，不成体统。张镇芳心想，第一张条子应该先来“正其衣冠”。

    这样想着，人已到了大堂。照规矩“拜印”，但度支部的新印尚未颁发，只好拜“中华民国财政总长”的印。在香案前面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到“部长室”改成的“签押房”落座。

    于是，总务司长兼代秘书主任，拿了四件公事来请画稿。一道上行，是“奏报到任”的折子；一件平行，分咨各部院衙门，业已接印视事；一件下行，“札”饬所属各机关照常安心供职；再有一件是布告。张镇芳一一判了行，等总务司长要退出去时，将他留了下来。

    “本部同人，服装不一，实在难看得很，先给大家一笔治装费。”

    说完，便下条子：“本部司官着各发银一百两，司官以下着各发银八十两，克日治装，以肃官仪。右仰总务司照办。”下面是龙飞凤舞的一个花押，可以猜得出，署的是“镇芳”二字。

    “请示、请示————”总务司长不知道怎么称呼，想叫“大人”，又怕他误听作“大臣”，直呼官称，似乎不大礼貌，所以嗫嚅了一会儿，方始想到，“内阁议政大臣”至少等于“协办大学士”，不妨称之为“中堂”————“请示中堂，司官的上下，怎么分？”

    张镇芳想了一下答说：“帮办以上是司官以上，科长以下是司官以下。”

    “是！”总务司长回到办公室，先将“手谕”送交本部会计科；四道公文发交文书科缮写。

    “司长，”文书科长走来问道，“奏折照规矩不用印，没问题。咨跟札怎么办？尤其是布告，用旧印似乎不成话吧？”

    “这确是个问题。”总务司长反问，“你看呢？”

    “只好‘借印’。借旧印一用。”

    “不好！‘借印’不如‘制印’。”

    “可是怎么制呀？而且立等要用。”

    “你找吴录事去。”总务司长说，“他一定有办法。”

    吴录事落拓不羁，但多才多艺，只是脾气太坏，惹恼了他，连“堂官”都照骂不误。文书科长知道他吃软不吃硬，找到他办公桌前，先掏烟相敬，而且亲自替他点火。

    吴录事倒不好意思了，起身说道：“科长这么客气，一定有事要我办。请说吧！”

    “是司长指点的，说老兄一定有办法————”接着，道明了来意。

    “好办！找块没有用过的洋胰子给我。”

    等把肥皂找了来，吴录事将浮面刨去一层，切成正方，然后找把扦脚刀，不消半点钟，便刻成了一方“度支部印”。

    钤印出来一看，宛然如真，无论规制、篆法，找不出丝毫破绽。“妙极！”文书科长说，“可惜不耐磨，用不了几天就完了。”

    “你还打算用多少时候？”吴录事冷冷地答一句，“也就不过几天的工夫。”

    第二个到部视事的是雷震春。他倒没有拜印，不过传谕部员“堂参”。陆军部中军官居多，穿的还是军常服，与翎顶补褂的“堂官”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

    “堂参”领头的，也是个司长，管“步兵操典”的军学司长。他事先就提醒大家说：“军服在身，要照规定行事，三鞠躬再敬礼。不能打千，更不能磕头。”

    因此，“堂参”只是三鞠躬。雷震春有怏怏不足之意，欲待“纠正”，却以半夜起身，宫门“请安递折”，又去贺了张勋，这么来回一折腾，烟瘾大发。命听差在“签押房”间壁的小客厅中，摆开烟盘，躺下来先抽大烟要紧。

    正当瘾快过足时，有了个贺客，是陆军第三师师长范国璋，与雷震春是老朋友，但近年踪迹渐疏，这天是特意来“套近乎”的。

    领到小客厅中，雷震春只在靠枕上微微颔首为礼。向炕床前一张方凳指一指，示意请坐。

    范国璋看他衔着烟枪，就不作声，等他抽完这一筒再说话。哪知雷震春抽完了最后一口，将烟枪一扔，蹶然而起，大声说道：“你倒还认识我？”

    范国璋始而发愣，继而发火，霍地起立，掉头就走，走出小客厅，重重地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冷笑着说了句：“小人得志！看有几天猖狂！”

    说完出门，坐上马车，关照到前门车站，决定到天津去看段祺瑞。

    到得前门车站，只见站前停着一辆挂着陆军部牌子的汽车————整个北京城的汽车，不到二百辆，半数属于东交民巷及王府井大街的使馆及外侨所有；其余半数中，十分之八，属于达官贵人，十分之二属于富商巨贾。当此“改朝换代”之际，实有兵荒马乱之感，所以相戒闭门观变，汽车都停在车房中。偌大前门车站前面的广场，只停了三辆汽车。陆军部的车子，悬了一面白底红字的牌子，格外醒目。

    “这是谁坐来的？干吗？”范国璋一面想一面踏进车站，先到餐厅休息，同时命随带的马弁去定“包房”。

    餐厅中的客人，跟站前的汽车一样，少得可怜，大概不上十个人。因为如此，穿军服的那位，亦就格外醒目。范国璋走过去一看，认得是陆军部办庶务的小周。

    小周当然也见到了范国璋，站起来行了礼，招呼着说：“范师长，请坐！”

    “你来干什么？”

    小周左右看了一下，低声说道：“陈师长派我来接天津来的一位客人。”

    “谁？”

    “现在还不知道。”

    “这可是新闻！”范国璋问道，“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陈师长交代，天津来的电话，说只要等这班车到了，我在头等包房前面守着，自然就知道要接的是什么人了。”

    “噢，”范国璋大感兴趣，“那么，陈师长又接的是谁的电话呢？”

    “徐次长。”

    这是指徐树铮。不言可知这位天津来的客人，与段系有密切关系。而行踪如此诡秘，亦可想而知，这位客人之来，与复辟一事有关，而且必是反对复辟，否则不必连姓名都要保密。

    范国璋的原意就是要投奔段祺瑞，既然段祺瑞派了“特使”来京有所谋干，不妨看看，有什么可以协助之处，亦是一场功劳。

    这样想着，便变了主意，决定暂时不走。小周却已开口相问：“范师长是接人，还是动身到哪里？”

    “跟你一样，也是接一位天津来的客人。”说到这里，一眼瞥见去定包房的马弁走了进来，怕他一说经过，会拆穿西洋镜，所以急忙迎了上去，轻轻说道：“我不走了！你在外面等我。”

    刚刚交代完，天津打点，表示来自天津的车，已从上一站开出。小周亦已走了过来，穿军服不用买月台票，昂然直入。等到车进站停止，头等包房所附的餐车中，出来一个花白胡子、剃平头的中年人，长袍马褂的料子都极其讲究，手里拿一根“司的克”，一到月台上，站定了先前后张望，是在找人的样子。

    范国璋觉得此人好面熟，凝神想了一下，刚刚想起，只见小周已奔了上来，便知他所要接的正是此人。

    于是范国璋抢先喊一声：“曹总长！”接着行了个军礼。

    “不敢当，不敢当！”

    小周一看这情形，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范国璋却心里雪亮，转脸问道：“你大概也是来接曹总长的？认识吧，这位就是曹总长。”

    “噢，”曹总长问，“哪位姓周？”

    “我就是。”

    “这位呢？”曹总长又问。

    “是范师长。”

    范国璋赶紧报了自己的姓名，又说：“我本来要到天津去见段总理的。听周庶务说，段总理请一位重要人物到北京来办事，也许有我可以效劳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恭候大驾。”

    曹总长心想，要办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周庶务是徐树铮跟陈光远联络以后告诉他的，下车找此人就是，自然可靠。这范国璋毛遂自荐，不能不存戒心。

    他的机变很快，当即答说：“多谢，多谢。范师长既然要去见段总理，我请范师长带个口信，说我今天晚上见了‘王尚书’，马上就会给他电话。”

    “是！我一定把口信带到。”

    曹总长就是曹汝霖。他接受李盛铎的忠告，仓皇走避天津，一看大小衙门及督军公署都挂出黄龙旗，心里就想：说徐州会议中，督军团都赞成复辟，必是事实。否则，各衙门不会预先备好早成古董的黄龙旗。

    到得段祺瑞寄寓的盐商兼《大公报》老板王郅隆的住宅，发现段祺瑞屋子里，除了他的亲信曾云霈、徐树铮以外，还有个梁启超，因而踌躇，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这时段祺瑞已经发现，亲自到门口来招呼，“润田，你已来了！好极。”他说，“请进来一起谈。”

    进门招呼过后，徐树铮笑道：“你看这份‘宫门钞’，张绍轩要来领导北洋了。”接着，递给他一份电报，上面是“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上谕”。

    “我决定讨伐复辟。”段祺瑞问道，“润田，你赞成不赞成？”

    “自然赞成。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军队可用？”

    “近处只有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他也是我的学生，虽然平常不大接近，不过此人很忠厚，各方面都不甚往来，我已经派人去疏通，大概不成问题。”

    “一师人够吗？”

    “一师人自然不够。不过，廊坊有第十六混成旅，原是冯焕章带的，这一旅人很能打。冯焕章虽然不是师长，可是仍旧指挥得动。此人名利心很重，有法子可以疏通。问题是钱！润田，这方面，非仰仗大力不可了。”

    曹汝霖料到必有这句话，便先问道：“要多少呢？”

    段祺瑞吞吞吐吐地说：“督军团还没有离京，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如何，所以要宽筹一点，大概有一百五十万，足可应付。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

    曹汝霖深为诧异。他一向跟那班武夫少接近，竟不知道督军团尚未离京！但也可能是这两天悄悄进京，来作壁上观的。

    不论如何，照段祺瑞的话看来，督军团中很有人想俟机而动，支持复辟，所以先得发动“银弹”攻势，买得他们一个真正的“看客”的身份。如果做得到这一点，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便无后顾之忧。同时，在时间上也就不会拖长，对于百姓是有好处的。

    于是，曹汝霖说：“既然如此，这件事要越快越好。可惜督军衙门也挂龙旗了。不然先向省库暂时挪一挪，随时我来想办法归还————”

    “督署挂龙旗不要紧！”段祺瑞抢着说道，“曹仲珊已派人来过，表示他已经反正了。”

    听得这一说，曹汝霖大为兴奋，“那好极了！”他说，“先请汪厅长来谈一谈。”

    他指的是财政厅厅长汪士元。此人籍隶安徽盱眙，前清废科举以前最后一榜，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进士，最初也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以后不知是由于恬退，还是知机，不大跟袁世凯接近。不过对北洋军人是很熟悉的，段祺瑞一个电话立刻就把他找了来。

    “向叔，”段祺瑞叫着他的别号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讨伐复辟，急于要一笔军费，请你在省库中暂挪一挪，润田负责归还。”

    “省库一贫如洗，哪里有钱可挪？不过，好得有开滦股票一百万，市价比票面来得高，可以抵借。”

    “那好极了！就请你先拿股票借来一用。”

    汪士元点点头说：“请总理出张条子，我马上把开滦股票送过来。”

    “好、好！”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讨伐复辟之需，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股票一百万元正。”下面署了姓名。

    汪士元先不取收据，只说：“我亲自送了来。”

    等他一走，段祺瑞问曹汝霖：“你有办法抵借不能？”

    “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我都不熟。”曹汝霖问道，“北京我可以去吗？”

    段祺瑞懂他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说：“不要紧！我叫陆军部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

    说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等汪士元将股票送到，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

    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找陆军部的周庶务，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曹汝霖不知道范国璋的底细，不能不耍个花腔，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头，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

    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跟着小周上了汽车，直驶东交民巷。曹汝霖寻思，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管理，做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不但时间会拖延，更须防备走漏消息，误了大事。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融。

    一见了面，曹汝霖道明来意，只说有急用，要拿开滦煤矿股票抵借一笔款子，并不明说是何急用。秋山昱心照不宣，立即同意，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当时便签了借约，秋山昱开出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在六国饭店吃了饭，曹汝霖连家都不回，搭车赶回天津，当夜将支票交了给段祺瑞，自然满意万分。

    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正好李思浩也到了。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的署长，手里有一笔“另款”可以动用。本来由于民国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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