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在宫里，从扔了炸弹那天起，王士珍、陈宝琛都不再进紫禁城了。醇亲王载沣，由于张勋有一道擅自发布的“上谕”：禁止亲贵干政，赌气不再“上门”。因此，内外消息隔绝，溥仪既不需在养心殿接见“大臣”，亦不必上毓庆宫念书，于是敞开来大玩特玩。

    真正好景不长，只玩了一天，便有枪炮声了。一时人心惶惶，奔走相告。太妃们成天在宫里念佛；溥仪也是一颗心七上八下，再好玩的花样也引不起他的兴致，只派太监一遍遍到内务府去找人，但所得到的报告是相同的：“启奏万岁爷，内务府只有看屋子的‘苏拉’！”

    这天中午，枪炮声忽然消失了。奏事处的太监，喜滋滋地来报：“护军统领毓逖奏闻：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

    这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太妃那里，于是里里外外，太监、宫女们无不眉开眼笑。有个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浑身汗淋淋，可见是关老爷保了驾，张勋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接着便有另外一个太监说：“今儿早上，奴才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盔甲的声音，必是关老爷去拿那青龙偃月刀。”

    宫里一向崇拜“关圣帝君”，太宗年间还将《三国演义》译成满文，颁发八旗将领，当作兵法来读。因此溥仪和太妃们对这些鬼话都深信不疑，连朝食不下咽，这天却都胃口大开，而且睡了一个安稳觉。

    到得“寅卯不通光”的时分，正是夏日一天最凉爽，好梦方酣之时，溥仪为太监唤醒了。

    “太妃交代，张勋打了胜仗，今天一早会上朝，请皇上早早预备。”

    一听这话，溥仪精神一振，起身漱洗，喝了燕窝粥，又吃了蜜糕跟水晶包子，最后还找补了一碗小米稀饭，吃得饱饱的，摆驾养心殿，等候张勋来奏捷。

    哪知来的是醇亲王和陈宝琛，脸上的气色又灰又黄，一看就是副倒霉相。

    “怎么着，”溥仪问说，“张勋不是打了胜仗吗？”

    “打、打、打的是，”载沣更结巴了，“是、是败仗。”

    “打败仗！”溥仪大惊，“怎么毓逖奏报，说打了胜仗呢？”

    “不、不知道。反正，打败、败仗，没有错儿。”

    “那么张勋呢？”

    “逃！逃————”

    陈宝琛受不了载沣那个口吃的毛病，便代为答说：“逃到荷兰公使馆避难去了。”

    溥仪目瞪口呆，回想前几天张勋带着提了机关枪的卫士上朝，那种睥睨无人的姿态，怎么样也不能相信他会逃难！

    溥仪愣了好一会儿，问出一句话来：“他逃走了，我这个皇上还当不当？”

    这个叫载沣就无法回答了，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陈师傅，你说！”

    “皇上还是皇上！不过五月十三那道上谕要取消了。”陈宝琛说，“醇亲王跟臣等公同商议，拟了一道上谕在这里，请皇上看一看。”

    于是载沣呈上一通退位诏书，一开头写的是：“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溥仪便说：“日子不对吧？今儿是二十几了？”

    “是，今儿二十五。不过，上谕上不能不‘倒填年月’。”

    “为什么？”

    “这表示不是段祺瑞的兵进了京，才下的咨书。”

    溥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接着往下看，只见写的是：

    “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言。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移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水深火热，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孝定景皇后之盛德。着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清人心，而弭兵祸。钦此！”

    看到最后几行，溥仪突然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心里委屈无比，不由得放声大哭。

    这一来将载沣吓坏了，“皇帝！别、别哭。”他说，“没有什么大、大不了的事！”

    溥仪之哭，多少也有点害怕的心理，所以这句话的安慰很发生作用。不过，他相信陈宝琛远过于亲父，当下收泪问道：“师傅，咱们也要逃难不？”

    “不会，不会，绝不会，”陈宝琛急忙答说，“有徐世昌极力维持，不要紧！”

    “人心还是思、思旧。”载沣也说，“这一回，都、都怪张勋太、太霸道。”

    这话不是载沣第一个说。大总管张谦和平时虽然迷信，打个喷嚏都要去看一看“皇历”，这天的日子好不好。但复辟第一天，看了大批上谕后却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徐中堂弄个空头‘弼德院院长’，他肯就吗？他不就，事情可就麻烦了。”

    果然，麻烦还真不小！不过，徐世昌在北洋中的地位，溥仪不知听人说过多少回了，深信段祺瑞一定会听他的话，既然有他“保驾”，自然可以安心。

    “还有，”溥仪忽然想起一个人，“康有为呢？他怎么样？”

    “他躲在美国公使馆。”陈宝琛答说。

    关于康有为的故事，溥仪常听太监谈起，说法不一。不过由于大家同情光绪的缘故，说他好的多，坏的少。溥仪一直想“召见”这个孤忠耿耿的先朝老臣，问问许多他感兴趣的事，特别是所谓“衣带诏”的真相。但如今看来，此愿亦将落空了。

    “陈师傅，”溥仪又问，“优待条件，还能不能保全？”

    由深宫到“北府”，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最伤脑筋的也是这件事。前途如何，无甚把握，但为宽“圣衷”起见，陈宝琛晃动着花白小辫子，不断地点头答说：“能，能！”

    七月十四日，段祺瑞由天津专车进京，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报上称之为“再造共和之元勋”，与不到两个月之前，为黎元洪免职，黯然离京的凄凉境况对照，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到得府学胡同私邸，段祺瑞第一件事是，派江朝宗到日本公使馆迎接黎元洪回总统府复行视事。

    “不必了。”黎元洪摇摇头，“我亦没有这张脸回去，你替我谢谢段总理的好意。”

    “那么，”江朝宗问，“大总统是回官邸？”

    “不是什么官邸！”黎元洪纠正他的错误，“东厂胡同是我的私产，项城送我的房子。”

    “是，是！朝宗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回到东厂胡同，黎元洪找了饶汉祥来，发通电宣布下野，表示此后不再与闻政事，并推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冯国璋少不得也有一番谦让，通电奉还代理大总统职权。这都是官样文章，段祺瑞无心过问，他自己有两件大事要办，一件是组阁，一件是料理善后。

    阁员名单是在天津就商量好的，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联袂入阁，分掌财政、内务、司法。外交总长汪大燮与研究系的渊源亦很深，加上蝉联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由国务院秘书长调任的农商总长张国淦，莫不与研究系接近，因此作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风头之健，仅次于段祺瑞。

    此外刘冠雄复掌海军，陆军由段祺瑞自兼，唯一未决定的是交通总长，实在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只好暂且搁下，先来料理善后。

    第一件是遣散辫子兵，留枪走人，每人发饷一个月，火车票一张，事情毫不麻烦，麻烦的是如何酬庸及安抚第十六混成旅。

    酬庸又比安抚容易，升官给奖，便足以酬其功；安抚却无善策。因为冯玉祥发了一个通电，针对“小朝廷”及复辟分子提出四个条件：取消优待清室条件；取消“宣统”等年号，贬溥仪为平民；宫内外清室公地收归国有；严惩此次叛逆祸首及从逆。

    这个通电是用“北洋军界全体”发表的，而据段祺瑞接到的报告，冯玉祥还打算用武力驱逐溥仪，这就更加要小心了。所以他一面叮嘱段芝贵严密防范，一面派专车到天津，将徐世昌接到京来，商量保全清室的办法。

    等徐世昌七月十六日一到京，载沣就知道了，派世续拿着他的名片去致意，同时将倒填年月的“退位诏书”拿给徐世昌看，说是打算用内务府的名义，咨请民国国务院发布。

    “不妥，不妥！”徐世昌大为摇头，“在民国的立场，尤其是反复辟之后，何能公布这道‘退位诏书’？大哥，不是我说句‘大不敬’的话，连‘朕’的字样都不能用。”

    “是，是！我回明皇上，照尊意改正。”

    “也不能光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得找芝泉商量。改好了，我再通知大哥。”

    “好！我待命就是。”世续又说，“关于优待条件————”

    “大哥，你请放心。”徐世昌打断他的话说，“我在天津就告诉芝泉了。”

    原来当段祺瑞赴马厂誓师以前，向徐世昌去辞行，徐世昌特别叮嘱，说复辟非清室本意，就是张勋，亦是一时糊涂，总要念北洋袍泽之谊，网开一面。段祺瑞表示，他亦是吃过清朝俸禄的，哪里会不念故主；至于张勋，未见得肯投降，大致是往东交民巷一躲。如果抓住张勋，也一定会放掉他。无烦谆嘱。

    “不过，”徐世昌又说，“现在南方要求取消优待条件，可以不理。冯玉祥近在咫尺，而且这一次用兵，十六旅亦很出了力，其势不得不加以安抚，事情比较麻烦。请你转告北府，优待条件一定可以保全。但恐有委屈皇上之处，不能不预先告罪！”

    “言重，言重。老弟台朝廷柱台，真正是一柱擎天，全要仰仗了。”言罢世续兴辞而去，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

    第二天上午，倾盆大雨，但世续仍旧一早便到了贤良寺，在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最近康有为住过的那五楹精舍中，再度见到了徐世昌。

    “稿子改过了，请大哥过目，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咱们再商量。”

    世续接过稿子来看，是一道“大总统令”，程序及内容有几处重要的改变。程序上是由内务府致函内务部，由内务部呈国务院，再办“府稿”发布。内容上，第一，溥仪自称“冲人”，避免用“朕”及“上谕”字样，免得刺激国民公意；第二，不说“不得已而允如所请”，只说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如何”。

    这个将一切责任推到张勋头上的原则，是段祺瑞早就与他的智囊们商量好的不二法门。所以早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执笔的讨逆檄文中，便对张勋作了丑诋。他说：“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远比陈琳讨曹操、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来得肆无忌惮。

    但想不到有冯玉祥代表“北洋军界全体”，要求驱逐溥仪的通电发表。段祺瑞、徐世昌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已不太可能。除了清室必须保全以外，复辟的祸首，就不能不办了。

    于是继七月十七日“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奉谕‘云云’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咸使闻知”这一道由“国务总理段祺瑞”具衔的“大总统令”以外，第二天又有一道“惩治复辟祸首”的命令。

    命令中说：“除张勋已于六月褫夺官勋，明令通饬严缉，及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于十五日分交法庭，依法严惩外，所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等，均着京内外军警长官，一体严缉惩办。其实被罔胁者，一概从宽免究。”此时除康有为在美国公使馆，万绳栻在法国医院以外，刘廷琛已潜回老家，胡嗣瑗本在冯国璋幕府，覆巢之燕，重回故垒。梁敦彦亦列名祸首，令人不无意外之感，而实在并不冤枉。

    此人字崧生，广东顺德人，与唐绍仪同学，都是曾国藩所遣派的“留美幼童”出身。但除了英语说得跟美国人一样以外，别无所长，所以虽在袁世凯时代当过外交总长、交通部长，但当过就算了。外交界、交通界都当没有这个人一样，有事从来都不曾想到过他。

    因此，当张勋复辟时，他听说少一名“外务大臣”，便兴冲冲地毛遂自荐，自道与各国公使都有交情，可以说服他们承认复辟。及至“拜印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奔东交民巷，分访各国公使，要求承认，当然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又要求使节团出面调停战事，亦遭峻拒。好些“议政大臣”对他不满，认为他太无用，只一味会吹牛，误了大事。由于风评如此不佳，段祺瑞左右，便拉了他来凑数。好在他的外国朋友不少，不必托庇使馆，只要一进东交，便不愁没有藏身之处。

    最倒霉的当然是被捕的雷震春、张镇芳、冯德麟，其中张镇芳霉气最重。雷震春有段芝贵，冯德麟有张作霖保，只受了几天牢狱之灾，张镇芳就不同了。

    张镇芳自恃与袁世凯为中表兄弟，而且为人刻薄，所以一向人缘极坏。由于段祺瑞在袁世凯窃号自娱时，不肯盲从，结怨更深。这一次天网恢恢，以复辟祸首被捕，没有人肯出面保他，更没有人为他到段祺瑞那里去求情。于是天津地方法院公事公办，押在看守所，家属请求保释，批示不准。

    这一下只好请律师。当时京津一带最红的一个律师叫汪有龄，字子健，杭州人，以日本留学生在民国元年当过司法部次长，好些庭长、推事是经他的手放出的。他之能获得当事人的信任，这一点很有关系。张家请他辩护，亦就是看中了他在司法界的这层渊源之故。

    汪有龄心想，复辟祸首，身系囹圄的，只有张镇芳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被捕。所以办了张镇芳，就等于办了全部祸首，此案必为全国视线所集。“千夫所视，无疾而死”，为了满足社会的疾恶情绪，张镇芳判罪绝不会轻。案子既不会轻，而且替复辟祸首辩护，必挨小报的骂，因而敬谢不敏，借口是他要忙于竞选。

    越是如此，张家越要请他，托出好些朋友来打招呼。汪有龄勉强松口了，提出的条件是公费十万元先付，辩护到不判死刑。张家无奈，决定接受。

    案子审得很快，判了十年徒刑。张家要求上诉，汪有龄说：“不判死刑，我的责任已了。上诉请你找别人。”

    “还是要请汪大律师帮忙。”

    “那得另外算公费。”

    “是，是！”张家也豁出去了，“请汪大律师吩咐一个数目，马上送过来。”

    汪有龄总算还讲“职业道德”，当下很诚恳地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一案想改判无罪，是绝不可能的事。上诉就算不被驳回，至多也不过减个两三年。判十年与改判七八年，并没有多大分别。不如放弃上诉，表示悔罪，等事情冷一冷，托个大有力的人出来，请求特赦，不过一年半载的牢狱之灾而已。如果一上诉，将来请求特赦的文章就不好作了。”

    张家将这番话转告张镇芳，问他的意思。张镇芳认为极有道理，告诉他的家属，不妨找倪嗣冲出面，请求特赦。

    倪嗣冲是最幸运的一个，当时发起复辟时，他的态度比张勋还要坚决。哪知挂了一天龙旗，听说段祺瑞决定组织讨伐军，曹锟已经转向，赶紧收起龙旗，重现五色。以后张勋手下大将，徐海镇守使张文生所部，因为听说张勋兵败而哗变，冯国璋命倪嗣冲安抚收编，实力反而增加了。

    同样地，第十六混成旅亦因辫子兵溃散而扩充了实力。当冯玉祥发表驱逐溥仪的通电以后，段祺瑞为了安抚起见，特地召见冯玉祥，加以慰勉。

    “你还是回十六旅去吧！”段祺瑞说，“我马上叫他们发表命令。”

    “这不太好吧？”冯玉祥大唱反调，“给人家瞧着，咱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了保卫民国，还是抢官做呢？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也不要干，瞧着说不过去。”

    说的话实在不中听，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你别说傻话了！还是快回旅部吧。”

    等冯玉祥一回旅部，段祺瑞已经派人将委任状送来了。冯玉祥不收，回去一报告，有人就说：“冯大个专做假惺惺的事。既然他不干十六旅，为什么人家管他叫旅长，他又答应？把委任状送到廊坊去好了，自有人代收。”

    果然，一送到廊坊十六旅旅部，便有人代收，而且照官场一般的习惯，还犒赏了送委任状的传令兵四块大洋。

    过了几天，段祺瑞又亲自打电话到廊坊，问他这一次战役报销多少。

    “一万多元。”

    “才一万多元？”段祺瑞大为诧异。

    “是的。一万多元已经很不少了，饷是平时就有的————”

    “好了，好了！”段祺瑞不愿听他借题发挥的话，“你的报销办不办都不要紧，我另外拨款子给你。”

    这一次讨逆军事，前后不过十天工夫，但靳云鹏与段芝贵的军费，一共五笔：“讨逆军总司令部七十万元”；“直隶垫拨讨逆军总司令部十五万元”，所谓“垫拨”是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另外给曹锟十五万；“士兵犒赏十万元”；“陆军部收来临时增加军队七十万元”，这笔款子专用来解散辫子兵；“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东厂胡同指黎元洪的私邸而言。总共报销了一百八十五万元。

    但是讨逆军的主力第十六混成旅，军费只报一万多元，相形之下，花账未免太大了。所以干脆不要冯玉祥报销，除了事先已经送过的款子以外，决定再拨五万大洋。

    冯玉祥带兵的作风是，凡遇大笔款项收入，首先考虑的事是买军火。这一回他想买一门大炮，可是派人到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一打听，一门炮起码要二十万，只好知难而退。

    于是有个连长石友三建议：“冯德麟进关是带了手枪队来的。冯德麟一垮，手枪队的手枪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了，流落在前门外店铺里的很不少。咱们不如收买手枪，成立一个手枪队。”

    冯玉祥接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将收买手枪的差使，就交给了石友三。他是吉林人，冯德麟的手枪队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乡，如今流落在北京的，也还有好几个。石友三找到一个同乡，了解了情况以后，便去找一家字号叫作“求增号”的军装铺，一谈即妥。称为“自来得”的手枪倒不贵，每支不过四五十元，但光有枪没有子弹也无用，一发子弹要一块两毛，每支枪配一百发子弹，总数便得一百六七十元。

    当时军阀的风气，以成立手枪队作卫队为时髦。冯玉祥当然不为了赶时髦，照连的编制，组成两个手枪队，将李鸣钟的营副刘汝明调为旅部副官，管理这两个手枪队，一面训练，一面南下援闽————这是段祺瑞左右的一条调虎离山之计，省得冯玉祥专门在京里说些“怪话”。

    梁启超入阁，有两大计划：第一是认为张勋复辟，中华民国的法统即已中断，所以主张照武昌起义后的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这话表面上听来言之成理，但稍微多想一想，便先站不住脚。最明显的一点，如果法统中断，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约法而产生的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亦应去职，那一来不是搞得天下大乱了？

    第二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与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是书生论政的理想，行得通行不通，且可不说；眼前的业务，不能不管。财政总长如主持中馈的主妇，多少人等着要开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如洗的财政总长，恐怕梁士诒都干不了，何况从没有财经界经历的梁启超？...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