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p;   其时李纯的正室与四名姨太太都已得报赶到，抚尸痛哭，乱成一团。有个老家人倒有些见识，向主母说道：“太太先别哭，办大事要紧，督军声名要紧。应该怎么办，最好请镇守使来商量。”

    这话提醒了李太太。恰好齐燮元也赶到了，首先下令，督军衙门里里外外，不准将这夜所发生的事故透露半点。第二天照常办事，就如督军健在一样。倘或不遵命行事，稍有泄露，以军法严办。

    先将消息封锁住了，齐燮元才跟何思溥商量，决定伪造遗书，将李纯的死因，说成忧心国事而自杀。

    直到布置妥帖，齐燮元方始召集地方军政要员，宣布李纯已死，凶手已秘密处决。当行刑之前，督署有个绍兴师爷，谈起一桩故事————同治年间，浙江巡抚马新贻调升两江总督。当时淮军代湘军而兴，“九师”曾国荃投闲置散，湘军已愤愤不平，而马新贻整饬军纪，不留情面。湘军认为他由同军李鸿章的奥援，飞黄腾达，所以袒淮抑湘，非去之不可。于是买出一个凶手张文祥，在总督衙门旁边的演武场下手行刺，一刀扎在左胸，马新贻当场殉难。凶手张文祥被捕，迭经严讯，坚不吐实，最后糊里糊涂结了案，张文祥凌迟处死，摘心致祭。

    以昔例今，这个淫凶犯上的马弁，也就不妨活生生挖出他的心来，作为李纯灵前的祭品。至于自杀不成的姨太太，自然不能在李家。但下堂以后倒亦并未琵琶别抱，而是剪却三千烦恼丝，遁入空门，青灯黄卷，忏悔宿业。

    潘复听罢，嗟叹不绝。真相既明，回京复命。其时徐树铮先到杭州游说浙江督军卢永祥，再转福建活动，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段系的关系甚深，同意徐树铮在福州设立“建国军制置府”，准备复起，抗曹破吴。这时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已经醒了，打了个电报去，很恳切地劝阻。徐树铮也就偃旗息鼓，悄然到达上海，预备跟很欣赏他的孙中山先生合作。

    政局平静后不久，直、奉两方，渐起摩擦，奉系要角，不断进京，奉天会馆热闹非凡。最使得徐世昌担心的是，荣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跟“北府”走得很近。

    张作霖之与醇亲王载沣发生关系，是由于张作霖受托代售在奉天的一处“皇庄”————皇家的私产，向来由内务府经管。张作霖派人办妥了这件事，将全部价款，分文不少地汇交“北府”代转。载沣随即去函道谢，随后又由内务府拣出两样古玩，用载沣的名义致送，作为酬庸。这两样古玩，一样是一对乾隆五彩窑的花瓶，一样是乾隆朝以画得宠的董邦达所作的《淡月寒林图》，上面有御制的题咏。东西虽不算太名贵，但出自内府，自为“殊荣”。所以张作霖特派张景惠跟着专差唐铭盛————一名三品衔的太监到京，专程道谢。张景惠还见了溥仪，亦获“殊荣”，被赏了“紫禁城骑马”。

    直皖战争，张作霖进京。内务府大臣绍英奉命到车站迎接，张作霖曾表示要进宫请安。宫中特为预备了赏赐的物件，照赏“督抚”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丰当年与恭亲王在上书房讲求刀法的“白虹刀”。

    结果是白忙了一阵，张作霖并无此闲情点缀的工夫。不过两个月以后，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东三省巡阅使署高等顾问。接着，到奉天去了一趟。

    宫中盲目乐观的空气，对徐世昌一厢情愿的期望，以及和张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总管张文治之经常出入奉天会馆，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会酝酿出第二次的复辟事件。

    怀着同样感觉的，至少还有一个世续，他对“丁巳复辟”的兴趣本就不大，近来则是越来越泄气，他说：“就算复辟成功，对皇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一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就算王公不出乱子，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出个什么结局。”

    作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协办大学士”的世续，以及“世受国恩”的“勋臣子弟”、李鸿章亲生的儿子李经迈等等，都认为应该早作绸缪，为溥仪筹一条根本的出路。当时有一班留学归来的学者主张，溥仪的身份应视如欧洲失国的贵族，不宜再住国内。溥仪能够到外国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有助于他的头脑清醒，不再迷恋帝制；一方面在外国留学，获有专长，将来如果他愿意回国，仍有机会做一番事业，得到社会的尊敬。徐世昌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决定先请一位“洋师傅”，教溥仪念英文，学习欧洲贵族的礼仪，作为出洋留学的预备教育。

    这位“洋师傅”物色到了，是出于李经迈的举荐，经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请。此人的全名中译是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苏格兰人。他做过香港总督的秘书，后来调任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在华二十多年，说得极流利的一口中国话，在溥仪觉得比另两位师傅————陈宝琛的福建官话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话还好懂些。

    对这位洋师傅，溥仪及太监们，起初多少是含着敌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风却完全汉化了，一样称溥仪为“皇上”，用《论语》“士志于道”这句话，起了个别号叫“志道”。他在西山樱桃沟有一座别墅，请“御笔”写了个“乐静山斋”的匾额，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宝”一方图章。他在城里的住宅，是内务府替他在地安门租的一所四合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四道“门封”，左面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右面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嗉貂褂”。

    获赏头品顶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汉文上表谢恩以外，特为做了一套袍褂，仙鹤补子珊瑚顶，站在“乐静山斋”的宸翰之下，拍一张照片，广赠亲友。

    庄士敦能蒙头品顶戴，可以想象得到，溥仪对他的敌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赏。事实上不仅欣赏，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对庄士敦言听计从。这当然会引起宫中太妃、师傅、太监及内务大臣的嫉视，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仪的洋化。

    养心殿铺了地板，置了洋式家具，溥仪做了英国毛呢的西服，一做十几套，包括打高尔夫球所着的“灯笼裤”在内。服饰配备，诸如挂表、戒指、别针、袖扣、鞋罩、围巾之类，一应俱全。喜欢吃西餐，听英国兵营乐队的演奏，还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

    这些改变已足令师傅和太妃们头痛了，不想最后还发生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为了庄士敦说了一句“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溥仪将辫子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不断行文“内务府”，希望旗人能剪辫子，紫禁城率先倡导。“内务府”便用各种理由保护辫子。其中之一是，辫子可作为进出紫禁城的标志。当然，内务部不会要求溥仪也剪辫子，哪知庄士敦一句话，胜过内务部公文无数。溥仪一剪辫子，紫禁城的千把条辫子几乎一扫而空，只有陈宝琛、朱益藩、绍英等少数大臣还保留着。

    为此，太妃们痛哭过好几场，师傅们一直哭丧着脸。不久，伴读的三个人，溥仪的胞弟溥杰、“伦贝子”的儿子毓崇、“涛贝勒”的儿子溥佳，以“奉旨”为借口，亦都剪了辫子，剃了光头。陈宝琛借题发挥，对毓崇冷笑一声说：“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做假发，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但是紫禁城里有发言资格的人，却不敢得罪始作俑者的庄士敦。因为庄士敦的在“毓庆宫行走”，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会保护“小朝廷”。不过对庄士敦的戒心是越来越重了，有人甚至忧虑：“皇上会不会娶个洋婆子来当皇后？”

    这年民国十年，照中国人的习惯，溥仪十六岁，到了“大婚”的年龄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两朝，都为了立后发生意见，影响到大局，所以王公大臣对这件大事，无不表示关切，力主慎重。当然最关心的是宫中的太妃，都希望能像慈禧太后那样，通过皇后来控制皇帝。

    由于庄和太妃去世，只剩下三位太妃。其中荣惠太妃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对皇后人选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敬懿太妃是同治的瑜妃，由于慈禧太后的遗诏，以溥仪继承穆宗，兼祧德宗，所以敬懿太妃认为“立后”应该由她做主。

    但是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却毫不买账。主要的是袁世凯曾经干涉过小朝廷的“内政”，指定端康为四妃之首，主持宫中一切事务。这情形就像“太上皇帝”指定某妃摄领“中宫”一样，理直气壮。敬懿虽很能干，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紫禁城由日本兵看守。她跟庆王奕劻内外相维，宫中居然匕鬯不惊，供应无缺，颇为慈禧太后所嘉许。无奈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大权既早为瑾妃所得，亦只得委屈。好不容易遇着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自然不肯放松，非争到不可。

    一个名正言顺，一个理直气壮，彼此相持不下，将载沣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苦不堪言。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由溥仪自己挑选。

    本来立后的程序，开始亦只是在秀女中物色，同、光两朝皆由太后主持，初选与复选，中意的留下，淘汰的便将载有旗分、父兄姓名职衔、本人年岁的“绿头签”抽出，名为“撂牌子”，一撂再撂，到后来，剩下四个人时，才由皇帝亲自选定，将一柄如意递了过去，便是皇后；选为妃子的，便赏一个荷包。

    到了小朝廷，选秀女的制度，早就不存在了。立后亦未便将人家的闺女排成一排，当面挑选。变通办法是拿照片来挑。

    照片一共四张，都是全身，所以脸很小，不容易分辨妍媸，溥仪亦不觉得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随随便便挑了一张，在照片背后，用铅笔画上一个圈。

    这个姑娘才十三岁，姓额尔德特氏，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于是端康太妃表示反对，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也不体面，不如她看中的那个姑娘，既富且美，硬叫王公大臣劝溥仪重选。

    端康所属意的是满洲的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叫婉容，字慕鸿，跟溥仪同岁，长得确是很美，而且是一张富态的圆脸，很像个皇后的样子。

    溥仪可有可无重新圈选了一次。这一来敬懿自然要出面相争了，但却争不过端康。主要的原因是，荣源是宗室毓朗的女婿，而毓朗与“涛贝勒”的关系很深，一起当过“军咨府大臣”。加以荣源有钱，太监得了他的好处，都劝敬懿不必再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妥协，由荣惠太妃出面调停。

    “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也就不能再嫁别人了，选为妃子吧。”

    这已是“宣统十四年”————民国十一年春天的话了。议婚一事，前后经过一年之久，及至定局，紧接着就是筹备“大婚”。

    在同、光两朝，这是内务府与太监发财的机会。当时筹措婚费，搜括到各省，督抚私人皆有进献。如今连民国财政部应发的优待岁费，尚且积欠，婚费只得另筹财源，内务府大臣与北府几次商议，限定在三十六万元以内开支。

    除了张作霖代为卖地的二十万元现款以外，还差十六万元，只有用两个办法筹措，一个是由内务府分函遗老报效；一个是找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或者抵押。

    为了变现方便，这一回是以出售金器为主。有一座一人高的金塔，是明朝嘉靖年间所打造，七级浮屠，玲珑剔透，精美无比，但照金子的重量计算，一千二百两重，金价每两三十五元，卖了四万二千元正。

    这件事让庄士敦知道了，决定“进谏”。这天清晨拿了一张报，指着一段新闻说：“请皇上看，东城拿住一个小偷，他原来是‘镇国公’。宜武门外棉花七条破获一处娼寮，其中有两个妓女，出身王府。”

    听了这些话，溥仪心里很不是味儿，正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把旗下贵族的面子找回来，庄士敦却又开口了。

    “臣住的地安门大街，这三年又开了好几家古玩铺，还有票庄、当铺。投资的东家，不是内务府的人，就是太监。”

    “他们哪里来的钱？”溥仪直觉地说，“这得彻查！”

    “皇上问得是，他们哪里来的钱？不过彻查恐怕不会有结果。”庄士敦又说，“只有皇上自己了解他们的作弊方法，亲自监督，才会有用。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谋定后动’。皇上现在得研究他们怎样作弊。”

    “你倒告诉我听听，他们怎样作弊？”

    “譬如说，内务府拿出去的金器，都是有来历可考的。在欧洲，这应该当作名贵的艺术品，送到拍卖场，由有名的经纪人主持拍卖，归出价最高的人承购，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现在内务府只算金子的重量，像一座金塔，重一千二百两，只卖四万多元，只有傻子才会那么干。”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要查。”溥仪随即交代，“传内务府大臣来。”

    传话的太监跟内务府都是有交情的，当时便跟绍英说：“庄师傅不知道在皇上面前捣了什么鬼，皇上气得不得了！绍大人，你上去留点儿神。”

    绍英知道有麻烦了，骂一声：“混账的洋鬼子！”随即将堂郎中钟凯请了来，央求他去敷衍一阵子。

    能替堂官挡灾挨骂，是当堂郎中的条件之一。钟凯义不容辞地硬着头皮去见溥仪。

    “你们把一个金塔卖掉了？”

    听这一问，钟凯放心了。大不了不卖，取回来就是，所以很平静地回答：“是。”

    “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

    “自然按分量照算，一钱一分都不能少。”钟凯又说，“奴才找的这家金铺子，最规矩不过。”

    “除非是傻子才干这种事！”溥仪吼道，“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钟凯不道有些雷霆不测之怒，当时愣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下才想起来应付皇帝发脾气的一个诀窍，伏身连连磕响头，有个专门名词，叫作“碰头”。

    “这要当艺术品卖！不能只算金子的分量。”溥仪喝道，“下去！”

    钟凯还没有听懂溥仪的话，不过既然有了指示，事情总比较好办了，当下“跪安”退出，回到内务府，将经过情形据实面报。

    “怎么叫‘当艺术品卖’？”绍英问说。

    “司里也不懂。一定是洋鬼子出的鬼花样。”钟凯建议，“不如找毓庆宫的小太监来打听打听。”

    “对了，就劳您驾办一办吧！打听清楚了，明儿上午商量办法。”

    第二天见面，钟凯将打听来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我请教过那班‘老洋务’了，说是有这么一个办法。”钟凯又说，“碰得巧，不起眼的一件东西，能卖出极好的价钱来。”

    “那是人家英国，咱们这儿怎么行？”绍英气呼呼地说，“那家伙说中国话、识中国字，怎么就不通咱们中国的国情？真是可恶极了！”

    “如今请示，跟上头怎么交代？”

    “也不是这一回。”绍英说道，“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让他以后不敢再管闲事才好。”

    “那容易。咱们叫人把金塔抬到他那里，请他代卖。看他能卖出多少钱来。”

    “好！”绍英连连点头，“这个法子好！”他又加了一句：“马上就办。”

    于是钟凯赶紧打电话给他亲戚开的金铺，叫把金塔抬回来。然后再派苏拉将金塔抬到地安门外的庄士敦住宅。

    由于庄士敦“圣眷”甚隆，常有赏赐的物件，所以门上一见，便赶到上房去通报说：“皇上又赏东西了。”庄士敦不敢怠慢，一面脱下西装革履，换上袍褂朝靴，一面吩咐听差，在大厅上摆设香案。

    钟凯其时已被引入大厅，一看摆设香案，知道误会了，急忙摇手阻止：“不必、不必！不必摆香案。”

    还来不及说明原因，庄士敦已经拎着袍子下摆，匆匆赶到，看听差要将香案端走，当即喝阻：“摆在那里！快拿拜垫。”

    情势有些尴尬，钟凯便赔笑上前，先请个安，起身说道：“庄师傅，不是皇上有赏件，不必摆香案谢恩。”

    “噢，”庄士敦大为扫兴，对门上自然不悦，转脸严词告诫，“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来通报。如果再犯这种错误，我只好把你开革了。”

    “庄师傅，难怪他误会。”钟凯接口说道，“东西呢，原是宫里来的，不过不是赏庄师傅，要请庄师傅费心料理。”

    “你说什么？”庄士敦又指着问，“这是什么东西？”

    “我打开来请庄师傅过目。”

    将极讲究的一个活络紫檀盒打开，里面是一座金光灿烂、錾出无数佛像的七级浮屠。庄士敦不由得想到了他跟溥仪说的话，心想，大概是托他来鉴定的，照艺术品出售，能卖到多少钱。

    “庄师傅，内务府多年的规矩，也是金铺里多年的规矩，金器只能算重量，还得扣去回炉的损耗。听说庄师傅跟皇上回话，像这座金塔，不能算重量卖？”

    “是的，我说过。”

    “那么请教庄师傅该怎么卖？”

    “照艺术品卖。用中国的说法，就是当古玩卖。”

    “我也问过，古玩铺出的价钱，还不如金铺。请问庄师傅，哪里才能照艺术品卖？”

    “我说的是伦敦的拍卖场。”

    “伦敦不是在英国吗？”

    “不错。”

    “那可难了！又要漂洋过海，还得有懂洋文的人护送了去，内务府可办不了这个差使。”钟凯故意沉吟片刻，才突如其来地说，“这样吧！烦庄师傅托人送到伦敦去拍卖，不必多，能把大婚费三十六万元卖出来就行了，多了送庄师傅。来，把盒子仍旧装上，给庄师傅把金塔抬到上房里去！”

    庄士敦大怒，左手向外一指，厉声喝道：“马上把东西拿走！如果不拿走，我马上进宫去见皇上。”

    钟凯没有料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见风使舵，急忙将金塔抬走。最后还是论斤两兑成大洋，因为宫内的太妃，催着办喜事，已经由“钦天监”在挑选吉期了。

    谁知就是这时候爆发了直奉战争，当然得战事有了结果再说，“大婚盛典”就此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