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回心

    进来的人是刘雨生，他没有留心邓秀梅的眼角的泪花，和她的双手的藏信的动作。邓秀梅从从容容，把抽屉关好，含笑问道：

    “怎么样，老刘？筹委工作进行得如何？”

    “还好。”刘雨生坐在桌端一把椅子上，这样说道。

    “你谈谈看。”

    “我们筹委，兵分两路。一路有李永和跟我参加，在乡政府隔壁，评议入社各家的田土的亩数、亩级和入社产量。”

    “入社产量你们怎么评定的？”邓秀梅问。

    “我们是按照查田定产的底子，又参考了这几年的实际的产量和土质的变化，评定出来的。”刘雨生回答。

    “另外一路人马干些什么？”

    “他们把各家的土通通丈量了一遍。”

    “没有出什么问题吧？”邓秀梅记起了余家杰信上的警告。

    “大问题没有，只是出了两件小事情。量土的那组，筹委决定由谢庆元带领，他不干。”

    “你们为什么定要找他，好像求乞他一样？”邓秀梅顶不喜欢人家拿架子。

    “后来，我们只得要陈大春带领。”

    “还出了一件什么事情？”

    “讨论土地报酬时，对于百分之四十五这个比例，劳力强的，都没有意见。他们不指靠这个，也能稳定地增加收入。烈、军、工属，也无异议。他们一来觉悟高，二来大半都有另外的经济来源。只有劳力弱的户子没有点头，李盛氏还吵起来了。”

    “她吵些什么？”

    “我们今夜里还要讨论这问题。你顶好去看一看。”

    “我一定去。”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你不是说只出了两个岔子吗？”

    “这不是岔子，倒是喜事，我们替将来的社，起下名字了。有人提议起名毛泽东农场，大春说：听到人讲，毛主席不让人家用他的名字作地名厂名农场名，我们另外起了个名字，你看好不好？”

    “什么名字？”

    “我们定名常青农业社。这是李槐卿老倌提的，说是四季常青，一年四季都有收成的意思。”

    “你想收四季？”邓秀梅笑了。

    “水稻当然只能插双季，不过我们这里土质好，除开主粮收两季以外，冬春两季，还能收好多杂粮。将来，科学家要是能把农作物的生长期缩短，那我们不但季季有收，可能月月有收了。”

    “你的心倒飞得远。好吧，今夜里你们的会，我一定参加。”

    晚上，邓秀梅办完别事，赶到乡政府隔壁老龙家里时，那里会议已经开始了。刘雨生连忙请她坐在他的旁边一把竹椅上。邓秀梅问了几句话，抬眼一看，堂屋里，五十多个男子和妇女，围着一堆火，烟子和松脂油香气，飘满一屋子。有位年轻的妇女坐在火边上，正在说话。邓秀梅上下打量她，只见她体子壮实，两手粗大而红润，指甲缝里夹着黑泥巴，一看就像一位手脚不停的、做惯粗活的辛勤的妇女。看见邓秀梅进来，她似乎有一点怯生，把话停了，头也低了。闪动的通红的火焰的反光映在她的端正的脸上。邓秀梅隐约地看出，她的眼眶的下面，鼻子的两边的脸颊上，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细小的雀斑。她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罩褂子，下边露出大红玻璃缎子棉袄的边边，青布夹裤的裤脚上，略微有几点泥巴的痕印。她的年纪约莫有二十三四的样子。

    “继续说吧。”刘雨生催她，声音很柔和。

    “我也没有多话说。反正是，”李盛氏停了一下，举眼看一看大家，然后才说，“左邻右舍都晓得，我家没有男劳力，土地报酬只有这点点，还要交公粮，将来吃什么？”

    “土地报酬是剥削，”陈大春反驳她说，“现在给一点是照顾，将来还要取消呢。”

    “人家应得的，为什么要取消呢？”李盛氏询问。

    “土改时，你没算过剥削账？你不晓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

    陈大春正在和李盛氏争辩，邓秀梅小声地问刘雨生：

    “她的家境到底怎么样？”

    刘雨生还没有做声，旁边会计李永和抢着说道：

    “困难是有的。说起来，我这位堂婶实在也可怜。”

    “你堂叔有音信没有？”邓秀梅又问。

    “今年回了一封信。”

    “有信就好嘛。”

    “信是对我们老驾写的。”

    “写些什么？”邓秀梅急忙低声问。

    “他说，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请老驾做主，把她离了。”

    “你们老驾态度怎么样？”

    “他骂起来：‘岂有此理，伢子都生了，还提什么包办不包办？真是冷水肚里出热气。’骂有什么用？不要说是路隔几千里，他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他也不会怕，俗话说：崽大爷难做，碰到这号事，亲老子都奈他不何，一个隔了一层的堂哥哥，有什么办法？”

    “你们男同志，哼……”邓秀梅正要骂骂男同志，回转脸去看见刘雨生，想起了他和张桂贞的事，就没有再做声了。李永和又悄声地说：

    “如今，全乡的人都晓得那边已经结婚了，只有她自己还蒙在鼓里。今年她炕了好些腊肉和烘鱼，总是盼他回。有次她到我家来，对我妈妈说：‘嫂子，你说何解一封信都不回来呀？’我妈只得说：‘外边忙得很。’她说：‘就是忙，决不至于写封信的工夫也都没有呀。’我妈妈劝她，‘你想开一些，实其不来信，听他去算了。’我妈这样影影绰绰地想叫她死心，她感觉到了，眼泪一喷，慌忙追问：‘嫂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不是他……’我妈连忙改口说：‘没有什么，你不要胡思乱想。’她擦擦眼睛，有些疑惑，但也还抱着希望，转回去了。我妈和我们老驾商量，等她瞄好对象了，再把真情告诉她。”

    邓秀梅看刘雨生一眼，没有说什么，只听李盛氏还在跟陈大春算账、顶嘴。

    “晓得这样，当初我真不该答应入的。”李盛氏说，眼睛落在陈大春膝上的算盘子上面。

    “你现在要退，也来得及。”陈大春只有几句硬八尺，“没有你这只狗虱，怕撑不起被窝？”

    “大春同志，”邓秀梅插进来说，“话不是这样讲的。盛佳秀，你心里究竟有什么打算？跟我说说。”

    “我想在外边再搞年把子看。”盛佳秀说，“反正你们也不靠我这一户。单干如今也还有不少，等都入了，我再来不迟。”

    “来享现成，是不是？”陈大春又冲她一句。

    “让她说下去，大春你不要打岔。”邓秀梅干涉。

    “邓同志，你晓得，我是一个苦命人，男人出外好几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粗细都要自己来，插田、打禾、撒石灰，无一不靠我这一双手……”

    “这是确情。”亭面胡磕磕烟袋说，“她是一把手，插田打禾都来得，劲又大，装口又好，俨像个男人。”

    “只要保得住身口，单是苦一点，我也情愿。”盛佳秀继续说道，“如今又说要入社，万一社里烂场合，我一个女子，带个孩子，去指靠哪个？”说到这里，她呜呜咽咽哭泣起来。

    “不要这样了，盛佳秀，”邓秀梅说，“你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决不勉强你。”

    “绝对不会拿八抬轿子来接你。”陈大春恶声恶气补了一句。

    “你替我做主，”盛佳秀扯起抹胸子的边边擦一擦眼睛，抬起头来说：“请他们把土地证还我。”

    “那个容易。”邓秀梅满口答应。

    “明天就给你送去。”刘雨生顺着邓秀梅的意思说。

    “不过，”邓秀梅又改口道，“替你默神，我看还是入社强一些。”邓秀梅看着这个勤劳的女子的粗粗大大的手指，充满爱护和同情的心意，“入了社，田里工夫不要你探了，可以全力去作土，你劳力强，人又勤快，我打包票，收入绝不会减少。”

    “不，”盛佳秀想了一想，决断地说，“我还是看年把子再来。”

    会后，邓秀梅指定刘雨生明天装作送还土地证，去劝盛佳秀，务必使她回心转意，不要退社。邓秀梅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她明白，感情是由接近产生的，希望他们彼此由接近而产生的感情会消除彼此的心上的伤痛。刘雨生也领会了她的这种出于好心的用意，但一来是不好意思，二来他以工作为重，把自己摆在次要的地位，他说：

    “还是李永和你去劝劝她好。你们叔婶好讲话，不行的时候，我再跟邓同志去。”他想，李永和是个中农，李盛氏也是中农，将心比心，好说话一些。

    李永和满口答应，家也不回，跑到李盛氏家里，看见他堂婶正在灶屋里洗碗。他进去招呼了一声，坐在灶下，照火、抽烟、闲扯，暂时不谈退社的事情。他问她柴火还有烧的啵？园里的菜蔬长得怎么样？猪有好大了？

    “你去瞄瞄，看有好重了？”李盛氏说。

    李永和起身，走进猪栏屋，用楠竹丫枝把一只垮肚子花猪赶了起来。这是一只阉了的草猪，浑身滚圆的，又素素净净。李永和衔着烟袋，看看它侧面，又从它的屁股后头，瞄了一阵，然后说道：

    “婶子，你这只猪怕有两百出头了。”

    “哪里有这样子重？”李盛氏一边不停地把碗擦得咕噜咕噜响，一边这样说。

    “你喂些什么？”

    “还不是米汤、潲水、菜叶、青草。糠不好买。”

    “你今年收的红薯藤子，怕不少吧？”

    “都沤起来了。”

    “猪栏收拾得这样干净，真是经心。”

    “听老班子说：‘喂猪没巧，栏杆肚饱。’我一天要打扫三巡。”

    “将来，婶子可以做饲养员，替社里喂猪。”李永和有心把话题引到社上来。

    “自己喂一只都忙不赢，还替社里喂。”

    “替社里养。糠饲不要自己挑，省力省心。”李永和从猪栏屋出来，坐在灶门口的一把竹椅上，接着说道，“婶子，你给不给社里养猪，都只由你，不过，我还是劝你不要退社。”李永和迅速地归到本题。

    “这事情大，等你叔叔回来调摆吧，田是他的，我做不得主。”李盛氏想把事情推开去。

    “叔叔出门多年了，家里的事，婶婶哪里做不得主呢？何况是，如今的田，哪一个作，就归哪个管！”

    责任不能够推卸，李盛氏只得说出自己的顾虑：

    “我就是怕公众堂屋没人扫，社里人口添多，田还是这些，明明是个吃亏的路径。”

    李永和找了一把算盘子，帮她算了两笔账；一笔是她这份田入社前的最高产量，除去开销和公粮，净落多少；另外一笔是入社以后，她一个人出工所赚的工分，加上土地报酬，一共折合多少石粮食。在算盘子上，明明地摆着，入社以后要强得多了。看着算盘珠，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心有点动了。但想了一阵，她又摇摇头，干干脆脆回绝了：

    “我是一个撑了石头打浮湫的人，还是想看年把子着。”

    眼看谈不出名堂，李永和只好告辞，回到乡政府，把这情况详细告诉邓秀梅和刘雨生。结尾，他说：

    “是空的，进不得锯。说了一堂屋，她没听一门斗子[1]。人家在外边结了婚了，她还说：‘等他回来再调摆。’人实在可怜，思想又顽固极了。”

    邓秀梅听到“人实在可怜”这一句，眼睛潮湿了。对于妇女的痛苦，她十分敏感。乡里的每个妇女的不幸，好像就是她自己的遭遇一样。她说：

    “要是别的老中农，实其不入就算了。盛佳秀不同。她是一个可怜的妇女，我们应该再花点力气，拉她一把，引导她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何况她劳力又强，入了社，还能带动一般妇女们。老刘，我同你再去看看她，好吧？”

    “你一个人去，只怕要方便些。”刘雨生还是不肯去。

    “田亩、产量，你都记得一清二楚的，跟她算账，比较方便，而且，”邓秀梅看着他的眼睛说，“你能不同情她吗？”

    “这样，我们去试一试吧。”刘雨生对盛佳秀的遭遇，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同情，还有一种深切的同病相怜的感触。

    他们两人赶到李盛氏家里。

    “稀客呀。”正在喂猪的盛佳秀用抹胸子揩一揩两手，连忙跑出来招呼客人，随即转身去筛茶、点火，把她男人在家常吸的一根烟袋递给刘雨生。

    “盛佳秀，你为什么要退社，到底打的什么主意？”邓秀梅开门见山这样问。

    听到这问话，盛佳秀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邓秀梅笑笑嘻嘻地又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你怕吃亏，怕社搞不好？”邓秀梅停了一下，看对方一眼，没等她开口，又说：“那你就是不相信我们大家了。我是新来的，你不信服，那也难怪，你的老邻老舍，大概都信得过吧？我如今介绍一个人跟你过细谈谈，这个人，我料想你一定信得过的。”邓秀梅故意这样连珠炮样说下去，使得对方没有回嘴、解释和插话的机会，说到末尾的一句，她中断了一下，满脸春风地问道：“你猜这个人是哪一个？”

    盛佳秀没有做声。她的脑筋被这一位泼泼辣辣的女子连珠炮样的问话搞得有点发懵了。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邓秀梅指刘雨生，“就是他，名字叫做刘雨生，常青农业社将来的社长。你信得过他吗？我想你一定是信得过他的。你们扯扯吧，我还有事，少陪了。”

    邓秀梅告辞走了。忽然之间，灶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彼此不免感到有点点拘束。盛佳秀继续喂猪去了，刘雨生只顾抽旱烟，一时不晓得如何开口。

    “你的猪长得好吗？”吧了几口烟，刘雨生终于吐出这样一句多余的问话。

    “不见得。”盛佳秀作谦。

    “喂了几只？”这句问话一出口，刘雨生连自己也很吃惊。他对乡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哪家养了几只猪，好多鸡，他都清楚。分明晓得这个女人家里只有一只猪，他为什么要问？意识到自己是没话找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发烧了。

    “一只嘛，你不晓得？”盛佳秀看了他一眼，也有一些感觉了，就低了头。

    盛佳秀的孩子捡柴火去了。刘雨生盼望有一个人来，但又暗暗地希望，暂时最好不来人。

    他们两个人其实早就很熟识。从解放的前几年起，刘雨生一年要到李家做好多零工。他总是黑雾天光就来了，工又散得晚，李盛氏和她的男人都喜欢他，说他勤快、诚实，做事又利落。村里人称他老刘，或是雨生子，或是雨胡子，盛佳秀的男人叫他雨生哥。她也习惯地这样叫他。

    这样熟的人，今天为什么显得不自然，而且没有话说了？隔一阵，刘雨生竭力想克服这点。他断断续续、拐弯抹角绕到社和退社的问题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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