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个月,邓秀梅和李月辉领导清溪乡支部在全乡建成了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个社大小不一,最小的三十五户,最大的是九十户。全乡四百零九户,已经有三百十二户提出了入社的申请。这数目,超过了上级规划的指标。支部开了会,总结了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并且规定在一九五六年元旦,五个社联合举行成立会。
转眼就到了元旦。李主席起了一个早。从从容容洗了手脸,叫堂客炒一点现饭子吃,听够了伯伯的痛骂以后,他换了一件素素净净的半新不旧的蓝咔叽制服,出门往乡政府去了。在他背后,他的伯伯还在不绝口地大骂农业社。
远远的,他听见了锣鼓的声音。
走进乡政府,他看见一群青年在天井里敲锣打鼓,治安主任似乎是乐队的指挥,他在打鼓。
“你晓得吧,城里工人要派代表来?”锣鼓声里,李月辉大声地问盛清明。
“我们这就是迎接他们的。”盛清明说,还是有板有眼地挥动鼓槌子。
享堂里,一群姑娘正在扫屋子、摆桌椅、贴标语。看见李主席进来,她们一窝蜂拥上。
“李主席,我这标语贴在这里好不好?”一个短发姑娘问。
“好,好。”李主席笑着点头。
“桌子这样横摆行不行?”一个双辫姑娘问。
“行行,”李主席连连点头,“你们的头头,盛家里那个调皮鬼呢?”他又笑着问。
“哪一个?”
“盛淑君。”
“她就来了。”
欢迎工人代表的队伍出了乡政府,几面红艳艳的、轻巧的绸旗在山边路上,在青松翠竹的下面,迎风飘展,锣鼓的喧声响彻了大塅。一大群孩子跟在他们的背后。
从各个村口,各家屋场,人们三三两两地往乡政府走去。年轻的男人穿着棉袄,把手笼在袖筒里;老倌子们戳着拐棍或是旱烟袋,提着烘笼子;带崽婆都把孩子抱来了。
远远的,又来了一大群姑娘。她们手牵手,一路唱着歌。为首的一位,穿件花棉袄,一刻不停地笑闹着。她是盛淑君。
盛淑君这一班子人,一进乡政府,就把李主席团团围住。为首的盛淑君缠住李月辉,发出质问:
“李主席,又是过新年,又是社成立,为什么不演几出戏?”
“你拿钱来。”李月辉向她伸出手。
“政府还没有钱么?”
“政府的钱得用在大处。现在要勤俭建国,勤俭办社。”
“我们自己演个花鼓戏,好吗?”盛淑君偏着头问。
“那太好了,我代表乡政府,十分欢迎你和大春演一出《刘海砍樵》。”
“我才不演呢。”盛淑君撅起嘴巴。
“我的面子小,请不动你。等下要大春邀你。”
“哪一个也邀我不动。”
“李主席,邓同志请你进来一下。”常青社的会计李永和从厢房窗口,伸出头来,这样地说。
乡政府的大门口,出现一位穿大红玻璃缎子棉袄的妇女。她满脸春风,有着疏疏的几点雀斑的脸上,略略搽了一点冷霜膏。她梳了一个巴巴头,耳上的银环,走路时不停不息地打秋千,这是盛佳秀。近几天来,她年轻得多了,参加会议比以前积极。
她的来到,引起了妇女们的悄悄的议论。她们谈论着她的打扮,她的出门的丈夫和现在的情人。
盛佳秀在会场的后排长凳上找了个位子,拿眼睛偷偷寻找刘雨生。几个邻家的妇女围拢来,跟她谈着家务讲,接着又纷纷地品评别的女人的鞋样子。
陈先晋来了,他的腋下夹根旱烟袋,旧布袍上系条腰围巾。他坐下来,跟平常一样,默不作声,听人家说笑。只有在他邻居夸赞大春“是个好角色”的时候,他谦逊了一句:
“他没年没纪,晓得么子啊?”
亭面胡汗爬水流,挑起一担丁块柴,走进乡政府。
“面胡,你这卖给哪一个?”有个农民笑着问。
“卖?你有这样大的钱来买我这一担柴火?”亭面胡把柴放在享堂里,这样地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货?焦干的,烧起来点亮皮子[1]一样。”
“挑到这里干什么?”
“给大家烤火。成立农业社,搞社会主义,叫你们冷得缩手缩脚的,心里过不去。”
大家听亭面胡这样一说,就都七手八脚地搬柴火、找稻草、划火柴,一时间,整个享堂里,烧起了五堆大火。
“你们烤火吧,柴多火焰高,我再去挑一担送来。”亭面胡掮起扁担,又出去了。
享堂里人们分五起,围着五堆火。盛佳秀跟妇女们和姑娘们一起,坐在角落里的那堆火边上。她的银质的耳环,在火光里,不停地摆动和闪耀。
“看,符癞子来了。”一位姑娘说,其他姑娘笑起来。
“你老人家也来了?”一位农民看见李槐卿拄着拐杖慢慢走进乡政府,这样招呼他,并且让出矮板凳子的一截,请他坐下。
盛家大姆妈出现在门口,盛淑君连忙跳起去扶她。
“大姆妈,这样大冷天,你何必来呢?”她说。
“我一定要来看一看热闹。”盛家姆妈说。
这时候,外面传来锣鼓响,孩子们都蜂拥出去,挤在大门外的青石阶矶上,有几个还爬在屋面前的一株梨树上。邓秀梅、李主席和刘雨生都跑到门外,欢迎来宾。
工人代表和欢迎代表的人们摆着一字长蛇阵,从村路上来了。打头的是几面红旗,接着是几担盒、一套锣鼓、一队...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