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所谓“十万火急”是国务院的看法，催请国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汤化龙虽同情内阁的处境，但他以议长的地位，必须顾到顺应同人的立场，大家对段内阁抱有极深的恶感，他自然不便过分起劲，关照秘书厅发通知，邀请各派各系的领导人开茶会，决定五月十九日开大会审议。

    这是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段祺瑞由于“公民团”那幕闹剧，搞得太不漂亮，所以这回不敢掉以轻心，预期审议时，对于对德宣战问题的利弊得失，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议，亦极可能要求内阁总理出席，所以连日与徐树铮商量，将国会中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以及应付之道，设想得既周延，又深入。段祺瑞除了自己“用功”以外，还准备必要时由徐树铮作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到了开会那天，徐树铮一早就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全副戎装，预备随总理赴会。段祺瑞是中装，宝蓝实地纱的袍子、玄色软缎的马褂，也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客厅中等候国务院来电话邀请。

    “十点钟开会，总得十一点钟才会来请。总理不妨宽了衣，轻松一会儿。”

    徐树铮的话未完，电话铃响了，是张国淦打来的。

    “我是又铮。”徐树铮问，“会开得怎样？”

    “开完了！”

    “开完了？”徐树铮看着手表说，“现在才十点一刻。”

    “只开了五分钟。”张国淦的声音中充满了委屈。

    徐树铮知道坏了，他的脑筋很快，随即问说：“五分钟，只能讨论程序。”

    “是的，讨论程序。只得两个字：‘缓议’。”张国淦问道，“总理在不在？”

    “在。”徐树铮答说，“蓝袍黑褂，正襟危坐。”

    “国会报复太过。请你报告总理吧！”说完，张国淦挂断了电话。

    于是徐树铮将张国淦的话转告段祺瑞。听到一半，段祺瑞的脸色大变，及至听完，使劲一拍茶几，用力太猛，将刚送来的茶碗都震落在地上，打成碎片。

    “要这种国会有什么用！”他大声吼道，“如果讨论问题，有理由推翻这个案子，我还咽得下这口气。现在根本对问题考虑都不考虑，这是什么态度？”他的脸色铁青，冷笑着说，“哼！每个月白花花大洋钱几百块，狂嫖滥赌，国会议员是这么好当的吗？”

    徐树铮却相当沉着，他也早作过最坏的打算。“箭在弦上了！”他问，“是不是请大家来谈一谈。”

    所谓“大家”便是指督军团。等段祺瑞一点头，徐树铮随即打电话到国务院，直接找庶务科长，用命令的语气，关照他尽可能多派汽车，将留京的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都接到府学胡同来开会。

    近午时分，七省督军都到了：直隶曹锟、山东张怀芝、河南赵倜、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福建李厚基、吉林孟恩远，此外还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

    七省督军，有三个是炸嗓门的天津人：孟恩远、曹锟、李纯；两个嗓门小不下来的山东人：张怀芝、王占元；此外蒋雁行、田中玉都是河北人；倪嗣冲籍隶皖北，李厚基出生徐州，不是黄河以上，就是长江以北，加上一个嗓门清亮的湖北人孔庚。这个场面之慷慨激昂，不在话下。

    “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王占元先骂了起来，“请总理带俺们去见大总统，废了他奶奶的国会议员。”

    召集会议的目的，恰如王占元所说，要请大总统解散国会，让议员成为废员。因此当徐树铮取出事先预备好的呈文稿，征询大家的意见时，一致表示赞成。

    “曙村年纪最长，”段祺瑞说，“请曙村领衔吧！”

    于是六十三岁的孟恩远首先签名，其次是王占元，一一签毕，立即交缮，当天就送到了总统府。

    秘书长一看督军的公呈，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呈文中说：“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措词已颇见锋芒，而更厉害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了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黎元洪在鄂督任内，请袁世凯贯彻解散国会的前例。

    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首次“公民团”出现，胁迫两院联合会非选出“公民”属望的总统，不得出议院一步，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利用过了国会，袁世凯又嫌国会对大总统束缚过甚，尤其是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议员，更视如眼中钉，于是以国会宪法委员会开会，依法拒绝袁世凯所派官员旁听一事为爆发点，指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政”，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议员。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陷于瘫痪，等于解散了整个国会。

    其时各省督军、民政长为了迎合袁世凯，希冀保全禄位，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电文中有“请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应将国会残留议员遗散，给赀回籍”。如今事同一体，希望黎大总统实践他四年前所提出的主张，“万不可拘文牵义”。

    这确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黎元洪无法用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来搪塞，只好召集智囊团来商量。

    有个原则是一上来就“询谋佥同”的，就是拒绝督军团的要求。但如何拒绝，却有态度上软硬不同的意见。

    最强硬的一种主张是，不但依法驳回要求，而且要严厉告诫，在共和政体之下，主权在民，军人绝对不许干政。督军擅离防区，齐集京城，行动已经越轨，应该赶快返防。

    最温和的建议是，分头疏通督军，请他们自己撤回报告。这两种意见，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折中的办法是，由黎元洪召集领衔的孟恩远与王占元，当面作一番解释。

    散了会以后，还有“智囊之智囊”的会议，一个是金永炎，一个是哈汉章。金永炎也是士官生，名不见经传，但却一直是黎元洪名副其实的参谋。他跟哈汉章的看法相同，政局的症结，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督军，而在段内阁。虽然徐世昌、王士珍都不愿出来组阁，但以中国之大，不见得除了徐、王以外，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接替段祺瑞。所以真到推车撞壁之时，黎元洪应该断然处置，先免了段祺瑞的职，再作道理。

    “哪里死了杀猪屠，就只好吃带毛猪了？”黎元洪终于也下了决心，“看明天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约见孟恩远、王占元。他的意思是，如果孟、王知难而退，不再胡闹，跟段祺瑞还有妥协的可能，否则就要“杀猪屠”了。

    由于事先通知，大总统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接见督军代表，所以孟恩远、王占元都以戎服晋见。时候一到，承宣官传呼：“大元帅出临！”乐队奏起立番号。孟恩远、王占元便在大客厅中一字排开，面北而立。

    黎元洪自然身御大元帅制服，绶带勋章，腰挂军刀，在侍卫长、副侍卫长左右辅弼之下，步出客厅，向南一立。孟恩远与王占元“啪”的一声，碰响马靴后跟，双足并拢，行了鞠躬礼。黎元洪还了一鞠躬。

    “你们的呈文，我看到了。我的答复是三个‘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不过，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约国会议员来商量。”

    “是！”孟恩远、王占元齐声回答。

    “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明白就好了。”

    孟恩远、王占元两人互看了一眼，取得默契，然后一鞠躬，向后退了两步，掉头就走。前后不到三分钟。

    出了总统府，齐集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家，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也在。他们是跟督军团约好的，如果黎元洪袒护国会，段祺瑞又以各种顾虑，不便公开支持督军团时，莫如仍旧到徐州去集会。

    总统府方面，当然很注意督军团的动态，派在前门车站的密探，不断有报告来。一日之间，督军们散了十之七八。此外，有好些知名的政客，像林长民等人，亦已搭上去天津的火车，悄悄南下，目的地不知是天津，还是从天津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总之，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政治的重心，似乎已经不在总统府、内阁、国会所在地北京了。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天津，其次是徐州。先说雷震春、张镇芳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开会，但仔细查证，到徐州的督军并不多。比较起来，还是天津热闹。

    在天津，当然以徐世昌为中心。在黎元洪左右，认为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位“东海相国”。段祺瑞只想武力统一中国，张勋是要做大清的忠臣、复辟的元勋，冯国璋但求保住长江的地盘，王士珍恬淡自甘，唯有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才肯出山，都不难了解。唯有徐世昌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猜不透。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黎元洪要对抗北洋，非得拉住徐世昌不可。哈汉章比较乐观，认为南方的冯国璋，足资奥援，一旦有事，勒兵北上观变，亦足以震慑一时。但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冯国璋并不可恃，以他的性情及与北洋的关系，是不是肯帮黎元洪来对付自己人，大成疑问。就算肯了，勒兵北上，在山东张怀芝那一关，就很难通得过。因此，仍以拉拢徐世昌为上策。

    可是信使往还，徐世昌始终不肯出山，而且在对德问题上，他是支持段祺瑞的。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见解：徐世昌亦未始不愿组阁，不过他怕人批评他夺了段祺瑞的权，所以坚辞。如果将改组这件事分成两截，先免段祺瑞的职，然后再敦请徐世昌出山，这样，非因徐去段，而是段去了，不能不请徐来收拾残局。那就没有嫌疑可言了。

    这是一个打破困境的做法，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王占元的第三天，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伍廷芳老病侵寻，公事大部分是他的儿子伍朝枢代劳。黎元洪接见外宾，亦常由伍朝枢担任传译。他们父子至少在争取外交使命方面的助力，是可以帮黎元洪的忙的。

    此令一下，预料京内京外都会震动，所以黎元洪紧接着发了一个通电：“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会久任其难，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

    黎、段正式决裂了。段祺瑞当然不会再留在北京，出京之前，也发了一个通电，表明责任：“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概不负责。”将“地方”置于“国家”之前，便足以吓阻徐世昌。

    “不说‘将来国家及地方’如何如何，偏说‘地方及国家’。这不是暗示‘地方’上要生变化吗？”徐世昌对黎元洪派来劝驾的张国淦说，“不是我打算独善其身，实在是此时卷入漩涡太无谓了。”

    徐世昌坚辞不出，王士珍亦持同样的态度。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位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与他的那班智囊，有些着慌了。担心的倒还不是“中枢政务、几成虚悬”，怕各省督军联名通电，道是既然这个不肯，那个不就，足见得还是段祺瑞合适，要求收回成命。那时被迫屈服，这个脸可丢不起。

    不过，如果放弃从北洋“团体”中去找人的想法，够资格当国务总理的，也还有的是。首先被提出来考虑的是李经羲，他是段祺瑞的小同乡，算起来是李鸿章的侄子，两榜出身，在前清官拜云贵总督。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后，组织政治会议以为代替，他跟张国淦就是正副议长。后来袁世凯称帝，第一道“恩诏”便是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论资历足与徐世昌相颉颃。

    此外，李经羲既是段祺瑞的小同乡，段系便不好意思捣乱，又以与西南颇有渊源，识拔过蔡松坡，西南当然亦不会反对。说起来是应付窘局的相当理想的人选。

    为了时机紧迫，黎元洪来不及征求本人的意见，便即备文咨请国会同意。这时舆论对国会亦不甚满意，“八百罗汉”不敢再出花样，很顺利地通过了同意案。在段祺瑞被免职后的第五天，由总统正式发布了命令。

    其时李经羲还在上海。当国会通过任命，电报到上海时，有人劝他见机不就，说政局一团糟，此时出来组阁，所受之苦有如下地狱。哪知李经羲颇为热衷，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而尚未拜命，他的内阁已有了一个外号，叫作“地狱内阁”。

    在这五天之中，徐州与天津都有积极的活动，各省督军有的跑徐州，有的跑天津，有的两头跑。不过，天津是暗中活动，而徐州是公然出现，由张勋做东道主，召开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决定复辟。

    所谓“决定复辟”，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结论而已。辟如何复，何时复？出席会议的人，谁也不知道，也不愿去多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徐世昌也准备搞复辟，将来究竟谁是拥立的首功，实在难说。为今之计，只有两头敷衍，不着痕迹，可进可退，见风使舵，最为上策。所以张勋说复辟就复辟，要大家签名就签名。以后如何，到时候再说。

    真正拥护张勋的，实在只有一个人，就是倪嗣冲。看国务总理已经产生，内阁如果组织成功，政务照常推行，复辟就难了，因而首先发难，在五月二十九日宣告安徽独立。

    军阀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宣告独立，自立为王。尤其是黎元洪根本不能派兵讨伐，更不怕造反。于是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山东督军张怀芝、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通电响应，或者宣告独立，或者称为与政府脱离关系。一向欣赏黎元洪的章太炎大呼：“不好！九省皆反。”

    这一来，李经羲也打了退堂鼓。黎元洪的谋士无用，又得请出“痛哭流涕”的饶汉祥，通电各省表明态度，如因此动摇国本，招致内乱，将不惜一死殉国。

    眼看大乱之势将成，各方面争相展开活动，都想利用彼此的矛盾，脱颖而出。研究系的林长民，约了段系的丁士源，跑了一趟徐州，知道复辟在即，住在北京会遭遇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纷纷出京，大部分走天津，小部分走上海。到天津的，少不得去看梁启超，几番密议，看法一致，张勋不会成大事。如果因势利导，有一股现成的势力可以利用。

    这股现成的势力，便是北洋嫡系，已由张镇芳策划、朱家宝拉拢、雷震春出面，组织了一个督军团的总参谋处，由雷震春出任总参谋长。当然，一山不能容二虎，为了不愿徐树铮来横插一腿，所以这个总参谋处，基本上是亲徐、拉张、冷落段祺瑞。研究系认为徐世昌如果能跟张勋合作，有各省督军的支持，足以成为最雄厚的第一势力。倘能设法加以操纵，“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不失为掌握政权的大好良机。

    于是梁启超跟徐世昌一下子热了起来，听说总参谋处准备一面通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会；一面打算密电张勋，请他联络各省，公推徐世昌为“海陆军大元帅”。梁启超自告奋勇，拟了一个张勋出面的电报，派徐世昌手下的要角钱能训，专车到徐州，跟张勋去商量。

    张勋一看梁启超拟的电报，大为光火。于是钱能训做了陆宗舆第二，为张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且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复电给雷震春，道是“此等办法，异常荒谬，万难赞成”。

    同时在天津的总参谋处，成立那天，几乎就演了一出全武行。张镇芳、雷震春代表张勋发言，刚一提“复辟”二字，段祺瑞一个学生叫吴中英，勃然而起，疾言厉色地问道：“做皇帝的梦，到底有醒的时候没有？”

    张镇芳不作声，雷震春却很恼火：“你说的什么？”一面质问，一面冲上去就要动武。

    一时敲台拍凳，“他妈的”“狗日的”响成一片。段芝贵极力排解，总算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当然，会是不欢而散了，总参谋处也再没有人提起了。

    不过“总参谋处”还是发了一个通电，表明宣告独立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可是这个通电却又引起了各国驻天津领事团的注意，非正式地向总参谋处提出警告，不要忘掉光绪二十七年订的《辛丑条约》，其中关于驻兵地区的限制。

    见此光景，再又听取了钱能训的报告，徐世昌大为灰心，闭门谢客，生起了“政治病”。研究系见风使舵，也急急忙忙发了通电，宣言“须保持共和国体及立宪政体，否则不敢预闻”，暗示反对复辟。

    态度不明的是段祺瑞，除了与黎元洪成不两立之势外，与各方面都是藕断丝连，似乎莫衷一是。其实，不作为正是必有作为。第一步以倒黎为目标，各方面的情势都在朝他的目标发展，乐得袖手旁观，省些气力，留待另用。

    徐世昌不肯帮忙，黎元洪就只有死拖住王士珍，否则在北洋中就一无可恃了。

    可是王士珍亦只是卖他的那块北洋的老招牌，久解兵柄，毫无实力。因此当黎元洪苦苦要求帮忙时，王士珍只能替他出个主意，召张勋入京调停。

    张勋要搞复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复辟亦非旦夕间事。以袁世凯的实力尚且不敢贸然从事，先要炮制“民意”，来一段“筹安”的前奏曲。到那时，尽有打消他的办法，眼前如能利用张勋，是抵消“九省皆反”的督军唯一的对策。黎元洪与他的智囊密商后，决定接纳王士珍的建议。

    于是一通急电到徐州，大总统特召进京，共商国是。这就使得张勋有些飘飘然了，自觉已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不能不好好运用，也就是先开一个黎元洪非接受不可的条件：解散国会作为劝各省罢兵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黎元洪所无法接受的，否则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督军团善言陈情，严词拒绝，及至纷纷独立预备用兵了，吓得乖乖服从，岂不落一世话柄？

    但是，倘或拒绝，张勋就不会来，好歹先骗他进了京再说。于是，特为派阮忠枢到徐州致意：“解散国会，要国务总理副署，才生效力。现在段芝泉被免职了，李仲老犹未到职，没有人副署，怎么办？黄陂的意思，请你老兄进京，李仲老看你出面，局势可以稳定了，自然就不再言辞。等他一上台，第一道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好！这话说得倒也是实情。”

    于是六月初七那天，张勋带了五千辫子兵，由津浦路北上。在前两天，冯国璋一面电请辞去副总统职务，一面派江西督军李纯，以调停时局为名进京，实际上是“观变”，亦准备在混沌待变的局势中一显身手。

    张勋到得天津，除了徐世昌、段祺瑞派代表欢迎以外，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等人，无不齐集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北洋军头借张镇芳的住宅欢宴，饭后由段芝贵陪着去看段祺瑞，商量大计。

    段祺瑞住在天津长芦盐商、《大公报》的老板王郅隆家。相见寒暄，随后进入小书房密谈。在座的除了段、张以外，还有段芝贵与万绳栻。

    张勋自以为行辈与段祺瑞相等，而且不日就会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便自贬身份，所以直呼段祺瑞为“芝泉”。他说：“芝泉，你亦是大清朝的大臣，对于恢复清朝祖业，想来不致反对吧？”

    “现在谈不到此。”段祺瑞说，“黄陂不下野，什么都谈不到。”

    “这当然。”张勋又问，“咱们现在就是要商量，怎么样才能让他识趣，自己把位子腾出来？”

    “容易得很！”段芝贵插嘴说道，“逼他解散国会，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只有辞职。”

    “万一他倒是跟咱们穷泡，不肯让呢？”

    “绍帅尽管逼他，他非答应不可。不过，他答应了也没有用。因为代理内阁总理伍秩庸绝不肯副署，命令发不出去，还是非辞不可。”

    “是的。”万绳栻接口说道，“这是正办。他一辞，冯华公辞职在先，总不好意思说：‘我来代理！’那时，大事一举可成。”

    “对！就这么办。”张勋说道，“公雨，你就在这里拟一个电报，话要说得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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